依照朱有见之前制定的章程，资政院每年两次会期，分春秋两次召开。当然，依大明封建王朝的惯例，都是避开了农忙时节。
秋季会期，从秋收结束之时起，最迟不过腊月结束，议员们回家过年。秋季会期主要议题是总结本年的各项工作。春季会期，从正月结束开会，至春耕前结束，主要是用来布置新的一年的各项工作。这么贴心的制度设计，自然不是朱有见想的了，而是内阁给拟的细则。
本次资政院会期，应当算是秋季会期了吧。不过讨论的议题却与总结工作无关，很多反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这不，关于财政的议案还在激烈争论之中，内阁与资政院口水仗也还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又有人抛出了新的议题：调整资政院议席。
按照资政院章程，每“府”级行政区各选一名议员，但各府的大小不同，所辖州县数量不同，人口多寡不同，税负也不相同，而且比较复杂的是，在大明各地，有些地方是“省、府、州、县”体制，有些地方是“省、府、县”体制，有些地方还是“省、州、县”体制，更有些地方，如边疆地区，实行的是“宣抚司”、“宣慰司”等土司制度、或者是世袭的都司、卫所制度，此外还有“九边”的军镇，实行的是以军管民的制度。州有府级州，称直辖州，也有县级州，称属州。县依编户数量，赋役情况，区分大县、中县与小县。总而言之，就是复杂。
朱有见是为了省事，才要每个府分配一席的。但是这样分配确实不公平。以京师顺天府而言，所辖大小州县十九个，并且由于是京师，人口也比其他地方的更加稠密。相比之下，天津仅有大小州县三四个，宣化府本身还因为九边军镇之一的宣府镇的设置，撤销了府县等行政机构。对此顺天府尹刘宗周也上书皇帝，说每府一员的议席分配方案实在难以称得上公平。
对了，刘宗周自上次上疏把朝廷从头到脚批了一顿，被朱有见借机发挥，引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接受了朝廷的起用，叙资历授顺天府尹之职。顺天府尹，虽然也是府级行政单位，但由于掌管的是京师，品级上却与明朝的“中央部委”六部差不多级别。所以号召力也是极强的。
顺天府尹这一发声，也立即引起了各地的响应。南直隶省与浙江省的各府更是不服：既然资政院是广纳民意的机构，这些江南地区对朝廷的贡献可比其他地方大多了，分配的议席还不如烟瘴之地的云南多，真是岂有此理！？对于此种言论，作为“既得利益”派的小府州们不高兴了，皇帝金口玉言，说什么就是什么，给你个议员资格是对你的恩赐，岂容你等讨价还价！？如此这般，争得不可开交。
朱有见听说了这种情况，在皇宫内召集内阁六部之官员与资政院全体议员举行宴会，从中进行调解，力求取得共识。最后达成了两个协议：
首先是关于县议会选举省议会及府议会选举资政院的议席分配方案，朱有见提出的意见是：
第一，各府议会选举资政院时，其议席的分配的原则是，每府及每直隶州，在资政院应至少有一个议席，在此之外，另有一些议席根据各府及各直隶州上交朝廷赋税钱粮的多少分配。具体分配方案，经内阁拟定，交资政院批准，于下届议会选举时开始实施。
第二，各县议会选举省议会时，其议席之分配依据小县一名议员，中县两名议员、大县三名议员之原则分配。大中小县依据其完成朝廷赋税钱粮多少区分。府下所设之属州，在其所在省之议席，亦以其完成朝廷钱粮赋税多少，比照大中小县之级别确定。
第三，不能依法完成朝廷赋税的府州，在拖欠朝廷赋税钱粮期间，代表其地方的议员，在资政院暂停表决权，至其依法完成赋税输送之后，或其上报理由被认为正当后方可恢复其表决权。
第四，内阁、六部或各省官府中掌管钱粮赋税之衙门，于每次议会改选前确定其议席分配时，就其下之各府州或州县赋税情况予以统计，据实上报资政院或省议会。
第五，对用于确定本级地方应分配议席之钱粮赋税数额有异议，由其地方议会诉于大理院或省裁判所行政税收庭。
第六，允许地方以杂税补正税之不足。同时依税法之一般原则，各级官府之杂税，应当经本级议会批准方可开征，应当开征杂税之事由消灭后，该杂税应当及时取消。
为什么要按税收分配议席呢？正如前面所言，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贡献与享受相一致，这样才公平。在这个大明朝廷危机存亡的关头，朱有见没有兴趣搞无原则的民主。人家英国议会的召开，就是为了给国王敛钱的。那种朱有见召开议会，也不能让其缺少了这个功能。
对此资政院的议员们其实并不高兴。不过朱有见又提出，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防止朝廷无原则地花钱，内阁与六部每年初在计划财政支出时，必须提出预算案，对财政的支出予以规划。并且在该年结束后，对上一年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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