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和蝗灾连绵而至，几乎就不给人以丝毫的喘息时间，这就导致郭炜的这一次斋期出奇的长。从显德九年的五月中一直到八月底，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面，郭炜都只好继续坚持着自讨苦吃的减膳撤乐，为了在史书上面都能够做一个好皇帝，他自觉此番的付出着实不小。
随着六月十六在东京降下的那一场雨，河北、陕西和京东诸州也是雨水渐多，持续了大半年的旱情终于宣告结束，各地因连旱而发生的蝗灾也逐渐受控缓解。
好不容易捱到了八月份，原受灾区都纷纷地开始进行秋播。好在地方上的赈济都还算及时，那些被灾情窘迫得吃光了自家粮种的农户也都从官府领到了贷下来的种子，大多数适宜耕作的田地里都及时地种上了冬小麦，若是再无意外的话，来年的粮食税赋应该是不用愁了。
当然，显德九年的夏收已经是惨不忍睹的了——灾区普遍是严重歉收，少数重灾区更是大面积绝收。秋收的情况要稍好一些，多数灾区在雨水降临之后补种的荞麦除了保证留种之外，都可以支应糊口勉强度日。不过对于大部分灾区而言，全年的口粮肯定是不够的，也幸好广顺、显德年间这些地方基本上是和平的，往年调运仓储去供应前线也不曾竭泽而渔，官仓的存粮还是不少的，只要发官仓赈济当地饥民，这些地方要捱过明年夏收完全没有问题。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炜才好恢复自己的正常饮食。不过当初减膳撤乐的时候弄了一套程序，现在要恢复了却也不好无声无息的，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宣布一声“朕又开始吃肉了”终究是不对味，郭炜总想着得要寻一个合适的由头。
由头还是很好找的。自从郭威亲征慕容彦超的时候亲拜孔子像之后，在历年的孔子诞辰日，皇帝都要亲赐国子监酒果，在这个时候开斋那是最好不过了。
只是郭炜却没有想到，就是想借用一下这个时日来为自己开斋，都会给自己惹上了其他的麻烦。
郭炜一直以来都坚持文武并重的原则，当年做皇子的时候亲督武学，并且主管军器监，对武学和专门的工艺学校都相当重视。在郭炜继位以后，他更是几乎把武学抬高到了和太学、国子监差不多的地位，甚至太医局和国子监合办的医科学校的地位都被抬得很高，就连祠部、太乐署、太仆寺、司天监、少府监开办的那些专门学校也获得了相当的重视。
现在给国子监赐酒果，其他学校显然也是有份的，本来这是皆大欢喜的一桩事情，不料左谏议大夫、判国子监事崔颂却趁此机会上奏，说太学和武学的新址都很不错，生员在那里可以茁壮成长，可是以前被当作校址的文宣王庙和武成王庙就残破不堪需要重修了。
在文教这方面，郭炜以前一直注重的是人才的培养，对于校舍和教具那是从不吝啬的，但是对这两座庙宇却还真是没有太用心，这时候倒是被崔颂给逮着机会了。
和以前的国子监祭酒兼判武学事尹拙不同，尹拙的性情纯谨，又是几朝宦海生涯过来的，对于上面交代的事情会踏踏实实地去完成，却很少为自己的任内事主动争取什么，既然皇帝不是太关注这两座庙宇，而且它们也还可以继续将就着用，尹拙就一直没有提过这一类的话茬。
崔颂就很不一样了，他是宦门子弟，父亲崔协做到了后唐的门下侍郎、平章事，自己以荫补入官，在国初被郭荣选为僚佐出镇澶州。作为郭荣的潜邸中人，从镇宁军观察判官一直到开封府判官，都是跟随着郭荣移官，然后沉沉浮浮地做到如今的左谏议大夫、判国子监事，崔颂虽然有过断狱失误的时日，但是在本职工作上还是扎扎实实的，而且敢于进谏，敢于对郭炜提要求。
崔颂的这个要求，郭炜还真是没有办法漠视，就像前面针对旱灾做的那些祈雨和减膳撤乐等形式主义一样，这一类的形式主义确实是不能不办的，人类总是有些精神追求的，所以内容永远不可能完全代替形式。
文宣王庙和武成王庙分别代表了文臣与武臣的最高荣誉，是这个时代里面读书人和武人的精神寄托处，尤其是其中用什么人配享，更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文宣王庙还好办，一则主祀和配享的人没有太多的争议，再则乱世里面文人已经蛰伏惯了，即使郭威以亲自祭拜孔子像的方式向世人宣布周朝重振文教的宗旨，那些读书人暂时还没有来得及翘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郭炜只要下诏把文宣王庙重新翻修一下也就是了，除了拨钱之外，其中并没有更多的讲究。至于这个钱么……郭炜让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崇训打了一下小算盘，结论是还真不缺，就算是显德九年遭遇了连续的旱灾和蝗灾，就算还要为今后储备军费，这点钱还是能够出的，大周连续三任皇帝的励精图治毕竟不是白来。
然则在武成王庙这里就出现争议了，当然并不是因为缺钱，以这个时代武人的地位而言，既然现在不缺重修文宣王庙的钱，那么就断然不会缺了重修武成王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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