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中国导演来说，要想拍好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应该先去琢磨怎么拍好中国的农民，在中国的农民身上，性格使然的喜感和命运挤压下的苦难，都是挖掘民族性的沃土，中国人的本性其实都挺农民的。
在这部以抗战为时代背景的电影中，《斗牛》巧妙的构制了一种相对于权力叙事的话语张力：对普通农民的生活来说，日寇、流民、土匪、八路、国.军，乃至日后的解放军，都成了过眼云烟，在最朴素的生存理念的支配下，农民卑微而又坚韧的活着，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永远无法遮蔽农民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最后，他们还用最质朴的契约理念无情嘲笑了所谓的宏大价值，《斗牛》用小农意识曲径通幽的玩了一把市民理念的宣泄。
最后当牛二拉着他的牛，坐在土坡上，感叹年华的流逝时，宋铮立马想起了于华在《活着》里描写的那个老农和他的那头牛。
作为农耕文明的象征，牛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不言而喻，虽然《斗牛》里把中国牛替换成了一头荷兰奶牛，但从根本上看，还是这头牛在给农民提供粮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不含三聚氢胺的正宗荷兰牛奶成了农民难得的营养保证。
丰满的奶牛乳.房很容易让男性农民想入非非，于是，偷摸奶牛的奶.子，成了牛二的罪状，他甚至因此被戴着高帽游街。
不过在管浒的处理下，游街也被戏谑化了，全然不见《芙蓉镇》式的庙堂威严。
当然，这里也存在者另一种微妙的解构关系：荷兰奶牛是以“八路牛”的身份被神圣化的，即使全村人惨遭日寇屠戮，这头“八路牛”却安之若素，甚至成了牛二的精神寄托和唯一伴侣。
而牛二在抓阄被分配到饲养“八路牛”后，老大的不情愿，九儿在一旁高喊“要他革命”的情节，显然应合了对宣传机器的教条叙述厌烦透顶的当代观众心理。
九儿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她处处顶撞权威，用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在贫瘠的山村里播撒着生命的意义，然而又是一个伪反抗者。
虽然她嚷过“妇女解放”之类的话，但山村封建秩序显然又庇护了她，她与牛二的婚配完全是宗族势力的利益安排，但九儿与牛二的爱情，便是这样怪异而又自然的滋长起来。
到后来，奶牛成了九儿的替代品，牛二时而称奶牛为“九儿”，时而称它为“娘”。
宋铮一直把奶牛理解成对中国农村妇女的隐喻，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她们在用另一种决绝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
奶牛不语，女人没有话语权；奶牛沉钝，女人处于弱势地位；奶牛被土匪拉来黄牛强行交.配，女人在命运的洪流中丧失了主动权，沦为纯粹的生育工具。
然而，没有奶牛，或者女人的抚育，男人都成不了人。
所以，在这场男人戏中，燕妮的出演四两拨千斤，而在一帮糙爷们你死我活的杀戮游戏里，奶牛的出场总是显得温情默默。
更为难得的是，管浒在沉重的悲情叙事中，成功的点缀了黑色幽默的色彩，这种笑中带泪的技法在刘振伟颓败后，几成华语电影的绝学。
可是在前世，当《斗牛》上映之后，还是有很多人跳出来，对这部电影提出了各种批评，很多人都认为《斗牛》情节过于拖沓，而且和《鬼子来了》相比，显得过于狭隘了。
然而事实上，《斗牛》与《鬼子来了》并无可比性。
《鬼子来了》将民族性、人性发挥到一定的极致，而《斗牛》旨在描述两个“打不死的小强”，在外侵内奸的情况下，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善恶是非，在牛二的世界里，男耕女织、吃饱穿暖才是王道，说他迂也好，麻木也罢，在生活中，只想如此“好好生活”的人却不在少数。
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此简单的句子也需读书人才能懂得，而小农最高的文化只到了理解男耕女织的程度，又怎样要求他们兼济天下，在枪口面前大义凛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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