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生兄但言无妨，只要愚弟能够办到，定不推辞。”林义哲立刻答道。
“是这样，愚兄七弟日盛之女，小名璐华，数年前于码头走失，鲲宇海外人脉广博，又有亲友，可否帮忙打探，寻找一下她的下落？”丁日昌想起了往事，眼中闪过一丝悲戚之色。
“竟有这事？”林义哲吃了一惊，赶忙细问端详，“令侄女是如何走失的？”
“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丁日昌似乎是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往事，他叹息了一声，扼要的答道，“曾有家仆报知，称于码头上看见过她，是为一个不甚熟识的汉子抱上了去英国的船，此女本为双生姊妹，走失的是妹妹，姐姐尚在，鲲宇在英伦既有亲友，可否帮我打探一下，若能寻到最好，就是寻不到，天命而已，我已尽了人事，也算对得住七弟了。”
“愚弟记下了。”林义哲道，“雨生兄放心，这事儿，包在愚弟身上。”
“那便多谢鲲宇了！”丁日昌感激涕零道。
林义哲看着丁日昌激动的样子，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历史时空当中的丁日昌，为什么会成为首倡保护海外中国侨民的先驱了。
在后世人的一般印象中，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但不为人知的是，他在办理洋务和对外交涉中，对海外华侨有了新的认识，较早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关心和保护华侨的建议和措施，其中不少为清廷采纳，是一位功不可没的护侨先驱者。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首先源于他对海外华侨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有利于中国“自强求富”的认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精明的华侨提供了发展条件，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期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最先认识到海外华侨实力的，是一部分与“洋务”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日昌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清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国之情款”，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国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风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风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绪元年，丁日昌又推荐李凤苞出使外国。李风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选才的目光还投到华侨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华侨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日昌非常关注华侨在国外的命运。晚清时期，海外华侨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国“华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够派官员加以保护。清政府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丁日昌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他在1867年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清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对海外华侨加以保护和联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海外设立类似西方领事馆的机构来管理华人。丁日昌由遣使引出的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并没有马上为朝廷所采纳。直到1877年，丁日昌与在伦敦公使任上的郭嵩焘遥相呼应，才终于力促清廷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使中国政府按照十九世纪的国际惯例行事，在本国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利益。由那时起，清廷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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