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吃了闭门羹心里有些不痛快，可谁让自己是上赶了来的？而且如果王旁见了他，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他也好知道王旁的想法，可这个不见难道是王旁对自己看法颇深？越这么想吕惠卿心里越是不安。琢磨了半天，忽然想到也许有个人能和王旁说上话，便命令轿夫向王珪的宰相府而去。
要说起来，宰相多了也未必是好事。可是自宋太祖开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宰相并不是一个正式官名，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中央虽设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成为闲职。实际权力归属“中书门下”这一机构，又称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以同平章事为长官，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无定员。此外，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行政权。
这样的官职制度，必然导致机构重叠无定员，无专员的局面。熙宁变法的期间，王安石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宋神宗并不以此为满足，熙宁末年，又令校勘《唐六典》。即便这样，赵顼仍然不满足元丰三年，又对职官制度作了改革。这次赵顼不用征求王安石的一件，但是改革之后，行政效率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沓，神宗有些后悔。但由于冗员和机构的裁撤，节省了两万缗的开支，神宗又颇感安心。
由此可见，赵顼变革之心这点是不可否定的，但他之所有用王安石就是在他变革初期，有人能让他学习到如何改革，并且成为他的挡箭牌，这点上恐怕现在也只有潜心修佛，将政事置之度外的王安石能够看的清楚了。
所以这也是韩绛羡慕王安石的地方。回到韩绛和王旁的餐桌上，见王旁对做参与政事毫无兴趣，又见王旁打发了吕惠卿，韩绛暗自觉得刚刚王旁亲自到府门迎接，还是很给自己面子的。
“还是令尊有远虑啊，就拿当年托我为贤侄你找一位名师的事来说，就可见王公的考虑的长远。本来想将贤侄送到包丞相门下，想不到那时候你已经锋芒毕露。真是人才啊！只可惜你义父走的早，不然的话就他那脾气，恐怕早容不下这吕惠卿兴风作浪了”韩绛既是夸了王安石，又赞了王旁而且还缅怀了一下包拯，最后才说到吕惠卿。
王旁见他提起于是问道：“我也曾有耳闻，对这位吕惠卿所作所为实在不敢恭维！”
“哼，岂止是不敢恭维，想起来我就生气。当年司马光就对皇上说过吕惠卿阴险狡诈，并不是什么好人。正是他的作为，使得王安石受到内外各界的批评。可惜王安石虽然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吕惠卿出主意，令尊就去施行。而且司马光还亲自告诫令尊他：阿谀谄媚的人，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可是，假如您失去了权势，他必然会反戈一击出卖您。”
王旁点头：“这话说的没错，他看人还是挺准的。我听家父说当年他竭力反对新政，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我估计现在通鉴已经快成书了吧？。”
“哦？想不到令尊和司马君实还有来往，这两个人朝堂上谁也说不服谁。可退朝之后，常有并肩出殿，真是一对冤家。其实如果不是吕惠卿从中作梗，多数反对新政的人也是一些政见不同，未必不好沟通。可当时这吕惠卿可是激进的很，又因为皇上赏识，所有凡是政见不同都遭到贬黜或者弹劾。现在想来还是令尊的决定是对的，若是有一天真要是宣布彻底废除新法了，一切回到原点，那些官员再回到朝中，恐怕会有一大批人要因此受累啊。”
还用等到那一天？从王安石辞相之后，就已经看出来不少人受了牵连。王旁心想着口中说道：“若是听韩相这么说，这吕惠卿的确是够可恶。
“可恶的还不止这些！”老头一生气，就把这些年吕惠卿所作所为一一向王旁道来。
原来，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首次罢相。吕惠卿由于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赏识，而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作为王安石的继承人。但吕惠卿的野心很大，他看出来，宋神宗虽罢王安石，其实不过是迫于旧党势力的舆论压力而做出的暂时回避。他梦想彻底搞掉王安石，以取代其地位。故而，想方设法地迫害王安石，以避免其再度复相。其手段之卑劣。凡可以迫害王安石的伎俩，几乎无所不为。为了彻底排挤王安石，他采取了两个办法。其一，借郑侠上《流民图》之际，唆使自己的党羽诬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并借李世宁一案败坏王安石的名声，他罗列王安石兄弟的所谓罪行秘密上奏宋神宗；其二，他把王安石给自己的私人信件拿给宋神宗看，内中的“无使齐年（暗指反对变法的参知政事冯京）知”和“无使上知”两句自然引起了宋神宗的极大反感。对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是极大地打击，造成两人君臣知遇裂痕的产生。据说，此后宋神宗才开始对王安石有很大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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