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不想引发她的坏情绪，我知道那样对孩子，对她的身体，都不好。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路过一家咖啡馆时，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看见她正和一个男人坐在里面，她脸上是我很多年没见过的笑容，绚烂地开放在别人面前。她临出家门前明明跟我说是一个人去逛街的，我脚步沉重地走进去的，在他们桌前沉默地站了一会，然后转身走回家去。天黑之后她回来了，表现得非常生气，砸碎了两个茶杯，她说她只是碰巧遇到同事，聊聊天，为什么我要做出那样一副哭丧的表情？
“我跟他睡觉被你捉到了吗？”她指着我的鼻子锋利地说，然后像消防车一样哭起来。
她的眼泪软化了我，我想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后悔起来，我手足无措地向她道歉，一遍又一遍，又说了不少好话，她才止住了哭声。
半年后，我们的孩子出生了，那一段时间我们很少争吵，我的身体里每天都是晴天，心脏的位置，总像有一个太阳挂在那里，脸上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出笑容。我忙前买后，伺候着她们母子。在我儿子出生的第三天，我拿出相机，兴冲冲地请一位护士为我和孩子拍几张照片，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小肉团似的他，闪光灯一次次地照耀整个房间，我一次次幸福地露出了牙齿，弯出笑容。
这种感觉的确是太美妙了，难怪人人都想要一个孩子，把自己升职为父亲。
在接月茹出院后，我才抽出时间去洗出那些照片，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所有我抱着孩子的照片里，都只剩下我自己，孩子却消失了，照片中的我摆着不同的造型，可笑地托着虚无缥缈的空气。
我的手里没有孩子，一无所有。
这令我感到十分困惑。
从孩子出生到两岁，我用那台相机一直无法拍出我和他的合影，渐渐的，一个令我绝望的念头先是浮现出一个轮廓，后来清晰起来，于是我带着他去做了一次亲子鉴定，他果然不是我的孩子。
他不属于我，这就是相机告诉我的。
一年后，我同月茹离婚了，不是我，是她提出的，我只好同意，她带走了孩子，同那个男人结了婚。我一个人生活了几年，闲暇的日子里，就拿着相机去野外拍几张照片，但自从我们离婚后，我所拍摄的每张照片里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她，就是十几年前我刚认识她时的样子，她穿着二十二岁时那条藕荷色的连衣裙，或坐或站地出现在一张张原本与她无关的风景照片中，美丽、丰满、多情，她眯着眼睛热烈地笑着。
她就这样在我拍摄的照片中出现了几年，每一年都淡一些，离婚后的第三年，当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女人后，我听到自己的内心里发出了春天河水解冻时的那种咔咔声，就是从那天起，月茹才彻底地从我的照片里消失了。
是邻居蔡姐介绍我去找那个人的，她告诉我，只要去找她，生活就会有起色。
那天，我俩在小区里铺满鹅卵石的小路上相遇了，蔡姐牵了一条鼓眼睛的小黄狗，它的眼珠似乎快要掉出来了，呆滞地仰着狗头看着我们。我手里提着个印着农贸市场名字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躺着两条早已死去多时的草根鱼，浓烈的腥味从它们僵硬的身体上溢出来，我们就在这绵延不绝的鱼腥气中聊了起来。
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蔡姐有些反常。她穿了件黑色的旧毛衣，我认出这是一款流行于十几年前的毛衣样式，它们当年有一个形象的名字：蝙蝠衫。我惊讶地打量着蔡姐，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搞到这件古老而丑陋的毛衣的，更何况我们头顶上杨树的叶子还都是墨绿色的，吹到皮肤上的风也是清凉的，现在还远未到穿毛衣的季节。
但她最大的变化并不是这件土里土气的旧毛衣，而是她给我的感觉。在我印象中，她一直是个慢吞吞的女人，性格有一点软弱，走路时常常低着头，同人讲话时脸上也会挂着小心翼翼的笑容，在这方面，我们俩是一类人。我们还都有一个脾气暴躁的丈夫，他们喝过酒之后，常常把我们当做沙袋来一试拳脚。
可那天的蔡姐就像是变了一个人，话明显比以往要多，语速也更快，她的瞳孔闪闪发亮，像烧红了的火炭。
她的样子令我觉得可怕。她这是怎么了？
“你认为我疯了？”蔡姐吃吃笑起来，她告诉我，她只是对自己的性格做了个小小的手术。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已经被人说滥了，不过，还是有些道理。”她望着我咧开嘴笑笑，露出暗红色的牙龈，“你、我，类似我们的女人，结婚后不幸福的根源在哪里，你说说看？”
“根源？”我局促不安地把散发着腥气的塑料袋从左手换到右手，“我想，应该是选错了男人吧……”
“你是说，我们挨打受骂完全是男人的问题？”她反问我。
“那当然，”我瞪大眼睛望着她，“他们动手打我们，难道还是我们的错不成？”
“你以为不是吗？”她紧盯着我的眼睛冷笑着说道，“就是我们性格中的软弱纵容了他们，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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