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的果兴阿安排了一切，而且给朝廷回复了奏折，表示自己会在同治亲政典礼的时候回京朝拜，并详尽的介绍了自己的入京路线以及所带护卫。果兴阿以为自己可以在长春等朝廷的回复，然后等上个一年半载的再去北京耍耍，却不想当天下午就接到急报，朝廷出乱子了。这次的乱子看上去是发生在天津，是一场因谣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但是其离谱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都是前所未有的。
自从十一年前北京和谈之后，天津便成为了北方最大的口岸，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小小的天津城里当官的巨多。上得了台面的便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天津道台周家勋、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天津提督陈国瑞等等一大堆人，还有一大帮的各国领事，也包括北满州通商代表松长青。如果这帮人能够同心协力，积极沟通，天津不说欣欣向荣，起码也不至于出大乱子，可惜大家都是各念各的经，终于导致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天津除了官员多之外，还有一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天津生活着大量的混混，这帮亡命徒可是极其麻烦。这些人身穿青色裤袄，斜披肥衣大袖绸缎长衫，脚穿绣花鞋，头蓄着大绺假发，称辫联子，说起话来喜爱摇头晃脑挑大拇指，走起路来总是迈左腿、拖右腿，故作伤残之态。这些家伙看着搞怪，活的更搞怪，他们基本以自残起家，活的就是个无所顾忌，打赌下油锅的事，他们可没少干。平日里就是靠着自己的无所顾忌，在市井中混日子，命都不要的人，自然是不好惹。但是他们也讲究个义气规矩，但是世界观多少有点扭曲，是实打实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天津的上层的一群老爷们得罪不起洋人，个个谨小慎微，下层又有一群不顾一切的亡命徒，不出乱子就出鬼了。
同治十一年晚春，海河东岸的一片野冢义地，招来许多野狗和乌鸦，有人发现有许多孩子的尸体被野狗从土里刨出来，鹰啄狗叼，场景十分悲惨。同时天津城里一个可怕的流言，风一样流传着。法国人的育婴堂里中国孤儿的眼睛、内脏都被挖去，还有人说，内脏是作药引子，眼珠被洋人挖去炼银子。有人言之凿凿，称不久前就是仁慈堂的嬷嬷雇人埋下的这数十棺材，一口薄棺里最多装了两三个孩子的尸体。
消息也自然传到了官府耳朵里，天津知府张光藻派了个仵作去现场看了看，回报说“各棺尸身已干，并无挖取心、眼形迹”，后来也没见百姓报官，也没接到知县刘杰的禀报，张光藻就以为这事平息了。官府没当这回事，道台、知府、知县该干什么干什么，也许是他们政治敏感性不高，更有可能是“幸灾乐祸”，这帮没少受气的老爷们，巴不得洋人出事呢。
没隔几天，便有很多人们失魂落魄地聚到了天津府衙门前，原来有人捉住了两个用*拐骗孩子的疑犯，一个叫张栓、一个叫郭拐，听听名字就像拐骗孩子的。有人传说本来还有一个疑犯，因为是教里的，所以被望海楼教堂的神父通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给要走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天津知县刘杰事可不管什么传言，他们只想把这件事压下去，在对疑犯刑讯取得口供后，急匆匆的宣布了二人犯有拐卖人口罪，然后就砍了他们的头。然后张光藻就贴出了一张非常奇怪的告示，绝对的别有用心，告示里说：“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不仅这样，张光藻还通过崇厚找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育婴堂的嫌疑。详细调查本是好事，但是舆情汹汹，张光藻还不做得隐秘一点，这不整个一个火上浇油吗？不识字的混子们不懂，混子背后的那些人可一下看出了门道，这告示里虽然没有指名是育婴堂，但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连官府都认定这事跟教堂做药引子有关系了。百姓们对天主教堂的质疑还是没有解释，所以张拴、郭拐这两颗人头反倒成了确认谣言的明证，因而更增加了人们对天主教堂的怀疑与仇视。
张光藻的调查还没消息，天津的“水火会”便又抓获了一名迷拐犯武兰珍。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的*是望海楼教堂王三给的，诱拐的孩子也给了教堂。水火会是天津民间的一种民团组织，本来是管消防灭火的，后来因为各地民团兴起，他们这些人又都是些年轻力壮、有些武术功底的人，所以也兼职收费保境安民。他们这帮人有家有业，不像混混那么无所顾忌，但本质上的区别也不大。
武兰珍的口供一出，天津立刻民怨沸腾，天津知县刘杰不得不邀请知府张光藻，去找专办洋务的崇厚请示办法。崇厚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只能带着他们去见法国领事丰大业。起初丰大业还答应协助他们调查一下，但到了转天也没有结果，刘杰再找丰大业，被丰大业呵斥出来，你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来命令我干这、干那？你配吗？刘县令只好灰溜溜回来再请崇厚。崇厚来了，丰大业才同意让望海楼教堂的谢福音神父配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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