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有一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学。很快研究者就发现，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每一个枝节，每一个点，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再是千变万化，实际上还是政治，讲的是怎么生产，怎么进行剥削。有讲如何促进生产的一面，这是经济学的积极意义，包含在其中怎么剥削，则是政权需要真正去关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产固然重要，抑制剥削烈度对于政权更是生死攸关。
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执政者都应该扒出来看清楚，哪里是在讲生产，而哪里是在讲剥削，又有哪些与这两者无关。抑制剥削烈度不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剥削发生之后的事情，混淆两者，是在掩饰剥削。掩盖是没有用的，穷人就是越来越艰难，终究会生大乱。要调和社会矛盾，更好地前行发展，剥削烈度是必须被控制的。经济学在讲生产的时候有一的定独立性，讲分配则全是政治，故缓和剥削烈度，只能并且必须使用政治手段。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经济，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让政治远离经济，是剥削阶级对政权驯服的表现，离得越远，政权的独立人格越弱。
剥削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因为剥削之开始，是在夺取剩余之物上，与生存和生产无关的那些产物。而随着剥削，社会财富向剥削者集中，势力越来越强，烈度越来越高，最终会延伸到生存和生产物资。由此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底层难以生存，整个社会难以为系。
不要以为剥削者不劳而获聚集财富之后会用手中的钱去发展生产，那种是异数，而不是常态。如以农业为根基的王朝晚期，不能缓和阶级矛盾，出现的不是大地主积极用聚集的财富去发展生产，而是借着各种天灾人祸变本加励地去放高利贷。高利贷不满足，再向着直接夺走被剥削者一切，包括你的身体、生命、家庭甚至子孙后代、道德荣辱的奴隶制转化。资产阶级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一样会向着高利贷、奴隶制退回去。
财富的聚集不能自发地去发展生产，需要引导，这就是政权的责任了。变法，从根本上就是缓和矛盾，同时发展生产，破除面临到的这一个瓶颈。
徐平所说不是离经叛道，实际上一两千年来，面临社会矛盾激烈时，政权为了自救所采取的手段都是抑兼并、均贫富。历史书上说这是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只能够采取妥协的办法来苟延残喘，但徐平两世为人，实在没有见过彻底解决成功的例子。他只见过这样成功和失败的例子，而没有见过不这样做成功的例子。
与以前不同的是，徐平摆明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剩余之物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生产与剥削一起相互作用出现了矛盾。剥削换一种说法，说不劳而获，这个年代的人就清楚了。当然，剥削者会说，我操纵价格，放高利贷收租收息，有时还要图谋别人家里的女儿小娘子，一样是劳心劳力。必须讲清楚，劳动指的是生产劳动，不是费了脑出了力都是劳动。球员参加比赛为观众提供了娱乐是劳动，你自己去打球玩，锻炼身体，就不是劳动。劳动不是看你出了多少力，费了多少心思，而是看你直接或者间接生产了什么。
对于均贫富、抑兼并赵祯并不陌生，但把这些深入到意识形态，从感性变成理性，一时还不能够融会贯通。只能让吴育一一先记录下来，只怕接下来的日子，会有一场涉及到众多官员的大争论。争论是好事，思想统一了，才好做大事。
吴育记录完毕，徐平捧笏：“臣之三策，第一策是抑，第二策是夺。”
赵祯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犀利起来，身子猛地绷直，面容严肃，看着徐平。
官不与民争利，徐平这一个夺字出口，天章阁里的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徐平神色不变，捧笏道：“所谓夺，是要把天下的剩余之物，从势力人家的手里夺过来。夺不是去抢势力人家的东西，也不是去抢他们的钱财，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后他们也能够得利。夺，就是在力耕之家产出的剩余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势力人家少拿一些。”
见赵祯还是神色严肃，徐平接着道：“迂阔之人，在讲天下兼并过烈，小民难以存活的时候，总是说天下道德不修，坏人过多，以致如此。臣以为不然。天下之事，岂能归于人心好坏？归于人心好坏，则天下一切乱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数千年来，可有真地凭教化而解天下危机存亡的？有不劳而获、少取多予者，天下难为就不可免。真正不劳而获的坏人，就为寇盗，绳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劳而获者，如兼并收租放贷收息之类。纵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样是天下之财聚于其手中，一日甚于一日。土地产出仍是那么多，而地租不减，放贷之利息越来越高，高出来的利息从哪里来？还是从力耕小民的身上来。最早雇人耕种收地租，放贷取利息，无非是与朝廷分小民的剩余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来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余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则难以存活，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产之物，则田土不耕，遍地荒芜是也。故与势力之家夺天下剩余之物，不是抢其财产，而是要给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产也。臣所谓夺，是天下剩余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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