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年轻人中，徐平前世有印象的，是张载和苏颂两人。但这并不说明，其他人就比这两人差了很多，来到这个世界近二十年，徐平不会再产生这种错觉了。一个人能够扬名后世，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自己有足够成绩是一方面，还有学生子弟的因素。
最少在这个时候，学术上首先表现出别开一家气象的，是刘敞，张载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对于宋学来说，刘敞非大成者，非奠基者，但却是发端者。
大宋立国近七十年，澶渊之盟也已近四十年，新的社会现实，正在催生新的文化。徐平西北大胜之前，内部逐渐恢复繁荣起来的同时，外有契丹强敌，又有党项叛乱，让这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得不与传统的文化割裂，寻找另一条出路。表现在学术上，就是“疑古惑经”。旧的理论已经指导不了实践，他们要突破牢笼，别开新局面。如果没有西北的大胜，这些人会压抑许多，对制度和文化更加不自信，更倾向于对人对内的挖崛。在西北战胜了党项，实际上已经把文化开始引入另一个方向，他们的表现注定与历史上不同。
从汉朝之后的学术传统，是以官方认可的传和注为核心的，一切都本于此，学者不得在此之外重发新论。至韩愈和柳宗元发起挑战，但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不过他们开了一个好头，后来的人接了上去，现在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候了。
能有现在这个局面，赵祯的推动功不可没。真宗时候，曾经还想沿续唐朝的做法，以大儒对经典重新注疏，作为官方承认版本，最终没有成功，到赵祯就彻底放弃这想法了。
前几年《富国安民策》颁行天下，有经学宿儒问赵祯，这些内容非出于经典，是先贤所未述，这样由朝廷颁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赵祯回答：“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而吾豪俊奇伟之士，何不以奋焉。”以皇帝的身份，正式承认学者可以不尊从古注疏。
这几年以京城为中心的士子的主流，是把《富国安民策》吸收到新的文化体系中，以李觏为代表。而天都山的大胜，又开了另一个方向，即《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论。
刘敞出自《春秋》研究的世家，他自己在这上面用功很深。到了徐平幕中，随着战事连战连胜，正在影响着他走向一条新的道路。《春秋》一千年余来，纷纷杂杂，涉及到的各种著作、思想不知有多少。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尊王，一个攘夷，核心是华夷之辨。
现在党项即将收复，便面临一个问题，宋与党项的争端，是华夷之争，还是中国内部之乱。总之一句话，是内乱？还是外战？这关系到以后国策，不纯是文字之争。
这些年轻人现在除了每天做些杂事，还议论着徐平在军事政策上的文化含义，上追三代，下联当世，要从文化传统、精神内核上理出一个头绪。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讨论这次党项叛乱的性质。用一个高大上的名词，便是《春秋》学。对党项的处理原则，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宋朝对外的态度，如何定义战争，如何处理争端。如果他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得到了徐平的认可，那么就很可能成为宋朝成例，为后世所遵循。
读书人的心思确实是多，在与这些人接触之前，徐平都没有向这方面想。不过他们想的也有道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战争也不只是简单的战争。不在这件事情上统一思想，那如何面对后面的对契丹之战？你一言我一语，更加没个谱。
本来读书人的思想没有分岐，元昊髠发，易服，立文字，明显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一场外战。但徐平对元昊的判决已下，檄文已传四方，明言元昊叛宋为不臣，虐民以为罪，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徐平的定性，明明是内乱。
在前方连战连胜，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主持这些事情的徐都护不可能是错的。如果自己想的与徐都护不同，那一定是自己错了，要重新回头审视自己的学习和传承。
这一点思想上的别扭，直接促成了刘敞大胆地完全抛弃前人见解。不光是连历代的注和疏不理了，就连左丘明、公羊、谷梁这三传也完全扬弃掉，直接从《春秋》原文找答案。
真论经学的水平，徐平连赵祯都不如，跟这些用心在这上面的年轻人相比，就更加说不到一块去。不过他还是愿意听他们议论，给自己以启发。
闲聊了一会军中杂事，张载突然对徐平道：“通经以致用，明天理以治人事。都护在朝中，三司新政致天下太平，西北连胜而服四夷，大丈夫功业不过如此！有此功业，必有非常之学。小子们在都护幕中，日常俗务缠身，不能时时聆听教诲，岂不惋惜！今夜风清月圆，都护有暇，何不提点我们几句，以后求学少走许多弯路。”
徐平一愣，看众人不但是张载，所有人都充满期待地看着自己。在他们心里，还真地以为自己有什么惊世绝学，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经学，自己是真地不行，这不是学习能力的问题。实际上徐平自从决定考进士开始，便一直用功于历代经典，读书并不比别的读书人少。不过他前世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方法论，要接受新的放弃旧的不可能，只能是把自己前世的理论方法跟这个时代结合起来。这更加难，非一朝一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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