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一边倾听的刘沆这时走上前来，向徐平拱手道：“副使，此事可否容许我去打探一番？了解了那些人的底细，再作定夺。”
徐平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吧，你一切小心，不要出了意外。从衙门里多带些厢军同去，以策万全。聚众闹事的人没人约束，不定就会做出什么事来。”
“明白，副使放心，我自有主张。”
刘沆点头，把那个小军官叫过来，仔细问了汴河边的情况。
问清楚，刘沆才命唤五十名厢军过来，又吩咐编修所的军将，去把三司衙门里今日当值的公吏叫一二十人到编修所，听候安排。
徐平只是冷眼看着，没有阻止，也没有说话。现在刘沆接了韩综的盐铁判官，兵案正在他的管下，外面游行的那些公吏名籍也都在他那里。
厢军和当值公吏到来，刘沆让公吏把衣服换下来，然后安排到几间空房里让兵士看守住，没有他的命令，这些人不能擅自离开。
徐平心里很清楚刘沆要干什么，有前世的经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这种套路。发生了这种群体事件，首要的当然是去了解清楚具体的情况，什么人组织，为了什么事情，光听喊口号很容易被带到沟里去，甚至被人当刀使。
若是在前世，还讲究个倾听群众呼声，热情接待把每个人的想法都了解清楚。但那有个前提，当政者是真地想解决问题的。
否则的话，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直接派人混进去，把为首者和盲从者的大致情况了解清楚。如果闹事的人真地齐心，那就或收买或打击先解决掉为首者，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便就任杀任剐。如果只是一小摄人煽动起来的，那就更加简单，直接把煽动的那些人处理掉，快刀斩乱麻，事情迅速就能平息下去。
知道归知道，徐平自己没有打算那样去做。
首先当官有当官的规矩，这个年代的官员很忌讳用心术，尤其是派人刺探隐私很容易被人在官场上孤立。宋太宗的猜忌心极重，重用三司吏员出身的赵赞和郑昌嗣，专门刺探中书和枢密院的隐私，朝中内外对两人恨得牙痒痒。而两人依仗得到太宗的信任，愈发横行无肆，最后引起众怒，被宋太宗扔出来做替罪羊，一起在贬官路上被赐死。
徐平不想靠着这种手段升官，更加不想莫名其妙地这样倒霉。
再一个徐平对这个年代的官和吏的态度很复杂，态度摇摆不定，行事便就犹豫不决。
公吏的俸禄微薄，哪怕是收入比较高的中央各个衙门的公吏，合法收入也仅仅能够勉强糊口，在京城生活比较困难。
但实际上几个油水多的衙门，比如三班院流内铨，审刑院和三司等衙门，小吏们的生活相当滋润，甚至比馆阁任职的很多进士高第都富裕得多。这当然没有什么诀窍，简单一句话就是无人不贪，说没有一个干净的可能有点绝对，但也大致相差不远。
自从太宗时候封死了公吏参加科举的道路，投身为吏的大多都就是奔着赚钱来的，图的就是用手中的小权可以变现发财。公吏两大来源，一是世代为吏的，再一个就是官员子弟不成器，托关系为吏人，好歹有个铁饭碗。
几十年下来，公吏这一阶层已经成了一个大染缸，哪怕清白身子进去，想再清清白白地冒出头来，那是千难万难。不想同流合污，周围的吏人也容不下你。说穿了，小吏们由于常年处理具体的事务，很快就会对手中的权力失去敬畏之心，贪渎和玩忽职守几乎是一种本能。别人眼里，害得有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横死的惨案，在他们眼里可能就只是多写一张纸而已。数万贯的巨资，在他们那只是多签一个名字，怎么能管住自己的手。
这时候就显出了科举出身官员的价值，他们到底不是从那个染缸里出来的，说得不好听一点，想同流合污也没有路子。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牵制公吏。
科举地位的升高也同时伴随着胥吏地位的下降，这本来就是天生的仇家，是统治机构的一体两面。把这个关系调整好了，整个统治构就能有比较高的社会治理效率和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如果官与吏的关系紧张，内耗的巨大的成本便就要转嫁到整个社会去承担。
而如果一旦这对统治者本身内部的矛盾失衡，后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公吏强势官员就失去了作用，这个污浊的大染缸会侵吞整个社会，政权的统治就会成为笑话。要么用其他方法清洗掌权的公吏，要么就要重新寻找对公吏进行牵制的力量，别无他法。
换过来官员彻底压倒了公吏，对公吏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公吏的毛病会很快向掌权的官员传染，整个官场重新变成一个大染缸，再没有清白的官员。
矛盾无处不在，矛盾也是事务本身发展的动力，妄想消灭矛盾，换来幻想中的长治久安，从而一劳永逸，无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徐平对前世课本上的具体内容很多都记得不甚清楚，对矛盾论却牢记于心。善于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矛盾，清楚次要矛盾，并主动利用矛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个年代，如果说小吏们是终究要冲垮堤坝的洪水，官员就是调节水量的闸门；小吏们是终究要冲下悬崖的疾驶的马车，官员就是车上能够停车的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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