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二月十四，庚戌日，春分节气，徐平刚刚送走石全彬没几天，京城关于谅州之战的加急文书也到了。好巧不巧的是，中书和枢密院的文书同日到达，一起到了徐平手上。
此时中书的正式名称为中书门下，办公场所为政事堂，并不是三省制的中书省，始自前唐开元年间，为统一宰相事权而设。五代和宋相沿成习，所以宰相的真正官称实际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其它都不是真宰相。
枢密院始自五代，起初为宦官掌领的内朝，慢慢演化为外朝统管军政的部门，掌一国军政，到宋朝制度完备起来。
在宋初，出于限制宰相权力的考虑，中书和枢密院互不统领，平时的事务也是各管一摊，互不干涉。由于事务多有交叉，经常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谬误，比如一个人同时被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任命不同的职务。到了真宗朝，才有了互报的制度，及如果有关系到另一个部门的政务，中书和枢密院向对方提前通报一声。澶州之战时为了全力应付战事，向敏中以参知政事权同发遣枢密院事，以此为开端，景德年间形成两府“聚厅”制度，即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定期一起办公。“互报”和“聚厅”是真宗时两府的协调机制，使政务畅通。
真宗朝后，刘太后当政时期，初期依然延续真宗时的制度，后来随着掌枢密院的张耆权势日涨，前两年首先取消了“聚厅”，从去年开始，连平常的“互报”也名存实亡了，实际上两府又恢复了各自为政的状态。
徐平拿在手里的中书和枢密院的公文，就是这种背景下，互相矛盾各自为政的奇怪的东西。
枢密院依然坚持先前的意见，严厉批评徐平在边境擅动刀兵，不过广源州和谅州的战事已经结束，徐平大获全胜，也就既往不咎。惟郑重警告日后要务守安静，不得再起边衅，同时要求寻访侬存福后人，善加抚恤，如有必要送京城面圣，稳定其族人为大宋效力。
中书则完全相反，对徐平的战绩大加赞扬，同时要求他接受先前的特旨册封，加官进爵。还要求徐平针对现在邕州的局势，提出自己对日后规划治理的意见，尤其是关于蔗糖务的发展，以及蔗糖务和地方关系的意见。
蔗糖务属于三司，但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地方治权，这与邕州地方是冲突的，从长远来看必须解决。此时也有场务有独立的治权，比如一些钱监，一些大的铁监盐监之类，但面积都很小，像蔗糖务这样覆盖数县，人口和财力都不下于上州的场务是没有的，今后的发展要有规范。
徐平拿着这两份公文哭笑不得，颇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
枢密院那里明显是赌着气，自己的规划被徐平狠狠煽了耳光，这口气无论如何上咽不下去的。但从组织上，徐平是中书门下所管，轮不到枢密院出面指手画脚，只好从事权上对徐平予以限制。边事归枢密院，他们说是要边境安静就要安静，说要打仗就要打仗，这点徐平必须遵从。
至于中书那里就比较简单了，打胜仗是一个方面，扩大地方，而且是扩大的能种甘蔗的地方又是另一方面。随着白糖在全国的普及，供应量的增加，降价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三司急需增加白糖产销量来平衡这个矛盾。
专卖品一般来说有两个性质，一是变相的人头税，比如盐的专卖，再一个就是奢侈品税，比如酒的专卖。而茶和白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不同于酒的税率不敢怎么折腾，税的总额一般固定，也不同于盐的销量大致固定，加价就能增加税收额，但会祸及民生。茶和糖的税收总额有弹性，单价和销量都对税收总额有影响，销量越大单价越低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在邕州这里做了这么多年地方官，又主管蔗糖务，徐平对专卖的本质也有了一些了解。如果作为税，这个数值是有上限的，比如在他的前世，烟草专卖销售额大致占中央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这个年代各种专卖杂七杂八加起来最多也只能占到三司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再多就民不聊生了。而在这些专卖品中，白糖这种有弹性的物品占的比例越大，三司的压力越小。
白糖确实是财富，但绝对没有现在纸面上的数字那么值钱，徐平的功绩不是向三司提供了这么多钱，而是提供了白糖这样一种优质的敛税手段。作为多年与三司关系密切的地方官，徐平早已有了这种自觉，知道自己在整个帝国的财政系统中的分量，有几斤几两，已经过了会自我膨胀的愣头青的阶段了。
三司主管全国财政，在中书门下的各部门中最重要，中书的意见自然会向三司倾斜。真正说起来，徐平打胜仗是次要的，扩大蔗糖务才是最要紧的。
把这些关系理清楚，徐平出了一口气。剩下的几个月时间，看来自己的精力要放在蔗糖务上，尽快把甘蔗地扩展到门州和谅州去。只要交趾认清了现实，不再到谅州来纠缠，徐平也懒得再跟他们较劲了。
升龙府，交趾王宫偏殿。
李佛玛坐在王位上，面色阴沉，看着前面站着的黎奉晓和李仁义，以及李仁义身后的李明信，冷冷地道：“谅州战事如何，黎将军在这里，你仔仔细细说与他听，莫要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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