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财政上宋朝是个另类，严重依赖工商业收入和变相的人头税征榷收入，特立独行格外显眼。徐平本来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直到他坐上了通判的位子，自己打理一州财政，才恍惚有些明白。
两税作为正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自然最重要，当徐平打开两税的账籍，一道咸平元年真宗皇帝给三司的诏书抄本便映入眼帘。
“方域至广，邦赋实繁。责在有司，抑惟前典。今逋逃罕复，租调弗均，关市之征，逮于山泽之产，咸助军国之资。宜令三司使以下，同经度件析以闻。岁用所额，无俾有阙，勿得增加赋敛，重困黎元。”
凡是宋朝主持两税工作的，必须以这道诏书为准，最关键的就是最后一句话，不管朝廷财政盈余还是亏欠，不许增加赋敛。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永不加赋”。
这四个字是徐平前世从金庸的小说里见到的，吹得天花乱缀，好像绝世秘籍一般造就了康熙这个千古一帝。实际上康熙的永不加赋指的是人丁税，其它的税种加起来一点都不含糊。这个税种在宋朝是没有的，而且清政府只执行了二三十年，就被他儿子雍正摊丁入亩变相废除了。
没什么人提起的宋朝永不加赋政策却被执行得非常彻底，而且不是指的每亩的两税负担，而是两税的以州军计的总额。换句话说，开垦荒地，下等田变成上等田，技术发展亩产量提高，每一州的赋税总额都不变，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都留在了民间。终两宋三百多年，两税总额以州军计算基本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更不要说中央层面了。每次方田均税，基本是以均税而不增税为前提才能推行下去，王安石变法也不能例外。
在徐平看来，这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荒唐措施，依据现实条件调节赋税才是正常的。然而在宋朝，这却是天条，容不得任何挑战。
两税额度固定下来，朝廷用度却不断增加，官府便只好向工商税和征榷收入努力，这便是宋朝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等到了这些收入也不能满足支出的时候，便开始增加苛捐杂税。朱熹有名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其实不仅是古者刻剥之法，到了南宋的困难时期，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官员们想出的各种名目天马行空，想象力突破天际，让后人也是叹为观止。
在宋朝前期，永不加赋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官僚制度和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时代，后世的元明清三朝都难望其项背。而到了宋朝后期，这一制度又使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掌控，整个国家财政都在崩溃边缘徘徊。
宋朝地方官员的考核，知州首重司法，无冤狱为基本追求，如果能够平反冤案使五人以上活命，就可以官升一阶。而通判则首重财赋，要求上供钱粮能够及时交上，司法民政是次一等的考核目标。
徐平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当然也希望尽快升官，便要在财政收入上想办法。邕州这个地方赋税极低，上供财物仅是意思一下而已，需要与周围好几个州合起来才值得往京城运输一趟。实际上整个广南西路，是宋朝除了战争时期的边疆地区之外，惟一养活不了自己的地方，常年要从两湖输入百万贯左右的钱物才能维持，徐平要想获得政绩实现本地财政平衡是第一要务。
招揽户口开垦荒田先放一边去，赋税又不会增加，人口增加的好处知州拿大头，以曹克明的态度，徐平没心情伺候他。看来还是要在工商业上想办法了，徐平首先想到的就是酿白酒。邕州瘴气重，按后世经验应该是白酒的理想销售地区，多少年后山区少数民族还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不知不觉，徐平胡思乱想这些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通判厅里点起了几枝大蜡烛，准备挑灯继续办公。
李孔目走上前来恭声道：“上官，准备开饭了。”
徐平哦了一声，站起身来但个懒腰，走出了厅门。
院子里，秀秀和高大全带着几个兵士正在给一众加班的公吏打饭，这是徐平按他前世的习惯建了个小食堂，伙食费他自己掏腰包。因为与曹克明斗气，徐平这些日子不从公使库支钱，这些加班补助便也落在了自己身上。当然他也可以让公吏自己回去找地方吃饭，吃过了再来上班，那就不如现在这样花几个小钱笼络人心了。
公吏们打过了饭，徐平才在一边树下的石桌上坐下，秀秀端了两个小菜上来，都是本地的特色，旁边还有一小壶酒。
吃着饭，徐平问秀秀：“怎么样，这些日子还过得惯？”
“也还好，各色瓜果换着花样天天也吃不完。就是每天买菜要出城，实在是累死个人。”
徐平好奇地问道：“以前在京城里，你和苏儿两个满城跑着玩，也没听见喊累。邕州城比京城不知小了多少，怎么就受不了辛苦了？这些年你养得娇了，干一点活就挑三拣四。”
秀秀嘟着嘴道：“才不是！京城里出去玩有油壁车啊，这里什么都没有，连头驴都雇不到！”
徐平听了只是摇头。中国的公交车出现在唐代，到了宋朝大城市里已经很常见，使用的是油壁车，东京城里最多。到了南宋的时候，公交车的制度就很完备了，逛街访友都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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