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倒皇帝，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是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驳倒皇帝其实并不算很难，毕竟现代的种种思想，早就已经完全解构了“君权神授”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那些旧思想早就已经被扫入了故纸堆。
如果有人敢在现代社会以皇帝的方式压人，只会迎来无尽的白眼和一句：“你寄吧谁啊？”
但在古代，可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君权神授有天然的正义性，忠孝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儿子不能反抗爹，臣子不能反抗君主。皇帝，又被称为“君父”，而当爹的又有几个能耐心地听儿子讲道理？
让皇帝认错，本来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皇帝出一个罪己诏，都是能记载进史书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所有的道德准则都是用来维护皇帝的。
违背这一规则，不仅会被皇帝顺理成章地斩首，还会被整个社会规则所唾弃。
如果让楚歌用现代的思想去破解这个副本，那简直不要太简单，直接就能把皇帝给骂得狗血淋头。
但那样并不能通关，只会让自己死得很难看。
因为他扮演的是杨彦，要通关这个副本，就必须站在杨彦的立场上，用这个世界已有的游戏规则去赢下来。
实话说，楚歌并不喜欢这种规则，但可以理解。
现代人不会理解古人的愚忠，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楚歌很清楚一点：在扮演或者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超出他的时代局限性，不能用后人的价值观和思想去硬套前人，不能要求前人用几百年后的思维去处理问题。
所以，楚歌还是尽可能地在当时的背景下，找到一个他认为最合理的解法。
沉默片刻之后，身穿黑袍的魏昭帝开口了。
“你的奏疏，陛下已经给翰林院的那些大儒们看过了。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驳你的话。
“不过，这么多人驳你一人，谅你也不会服气。所以陛下让我前来，不用这些人的话问你，而是要你亲自回答陛下的几个问题。
“你若是有自信，自可当面奏对。若是没有自信，好好想两日，也无妨。”
楚歌平静地说道：“既然是陛下的旨意，该回的卑职自然都会回。”
别看魏昭帝嘴上说得很宽容，但楚歌已经跟他交锋过，知道这个人极好面子，心眼也绝对说不上很大。
如果魏昭帝问了问题而他又回不上来，直接就会被认定为被说得哑口无言，导致副本失败。
所以，不管魏昭帝如何云淡风轻地问出怎么样的问题，他都要迎难而上，必须将皇帝驳得哑口无言，否则都不算成功。
而且，魏昭帝嘴上说的好听，说是因为“不以多欺少”所以才不对杨彦说翰林院大儒的那些反驳，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看过那些大儒们的反驳，觉得这些反驳根本就不足以驳倒杨彦。
因为杨彦的奏疏本身就已经站在圣人的角度将大部分的路都堵死了，大儒们在这个角度上发挥，始终都是在拧着劲，又怎么可能把杨彦给驳倒？
所以，魏昭帝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驳倒杨彦。
而这个角度，就是治国之术的角度。
魏昭帝自信，自己执政四十多年，经验远比杨彦这样的一介小官要丰富得多。
这种思路，跟之前王充的办法有些类似，都是不能在大义上驳倒杨彦，所以就尝试着将辩论放在自己的主场。
第一次的时候，楚歌还真的被问得哑口无言，吃了很大的亏。
魏昭帝稍微顿了顿，说道：“陛下问你，长江之水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
“陛下贵为天子，统御万邦，自然不能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不论是黄河还是长江，一旦泛滥，便要治理。所以不论是你，还是王充，又或是何学益，该用则用，该废则废。
“你在奏疏中，让陛下一定要用长江而废黄河，又是何道理？”
说完，他看向杨彦，眼神中充满自信。
楚歌没有立刻回答。
只能说，魏昭帝不愧为历史上有名的聪明帝王，在帝王心术这方面，确实是登峰造极。虽然这种聪明只是小聪明，但在这种面对面的交锋中，还是给楚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
而相较于王充的那些言论，魏昭帝的这番话显然更难辩驳。
因为王充说来说去，他自己的屁股不干净。他贪污敛财，纵容王党上奢下贪，搜刮民脂民膏，终究是不容于这个时代的主流道德标准。
但魏昭帝就不同了。
在这个时代，天下都是皇帝的私产，百官都是皇帝的家奴，而黎民百姓，则都是皇帝的牲畜。
在很多问题上，皇帝都有最终解释权，杨彦想攻击皇帝的私德是绝对行不通的，那有违这个时代的道德准则。
而且，皇帝既用贪官，也用清官，根据不同的情况，选出最适合的能臣去处理，这本身确实也是一件难以指摘的事情。若是只用像杨彦一样的清官，不说魏昭帝，历朝历代也确实没有任何一名皇帝能够做到。
所以，魏昭帝的这番话确实很有迷惑性，如果只是一般的文人，确实很容易被问得哑口无言。
在这次之前，楚歌已经进行过几次尝试，但效果都不佳。
不能完全从这个时代的忠君思想出发，也不能完全从现代社会的准则出发。前者会陷入魏昭帝早就已经准备好的死胡同，而后者则是跳出了这个副本的基本规则，都会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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