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此人的本事与能耐，而且他一九一二年自出任总统政、治顾问一来，对中国的国内建设、经济发展、军事导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而且其对于袁世凯本人，是存在个人崇拜的。
他曾言，袁世凯本人才是整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而且说到底他忠于的并非是北洋政府而是袁世凯本人罢了，虽然名义上他是政府的雇员，可是内阁大、臣、将领们都知道，这个莫理循实际意义上只不过是出于对袁世凯的崇拜才会如此卖力的罢了。
比如当年的“宋教仁案”，当时的社会舆论、国际舆论将矛头全部指向了袁世凯，铺天盖地的指责声可谓是响动震天，就连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在那个时候也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多有改变，更有甚者，乃至于与那些指着袁世凯的人一般。
对其进行抨击，唯有莫理循，他是稍有的持“缄默不语”为行事方法的人，后来从他口中得知，其实当时他并不是因为不想要抨击袁世凯而选择不语的，反之是因为其当时无法寻找到有力袁世凯的证据。
无法为其开脱解困，所以才会如此行事的，而且说起来，莫理循当时其实也是对袁世凯持有怀疑态度的，因为从政、治集权上来看，袁世凯命人刺杀宋教仁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了，这也同样的不代表他相信此事的始作俑者乃是袁世凯。
而两个月之后，当宋教仁案中，被供出的主谋，不是袁世凯，而是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时候，莫理循不由的认为这是极为可信的，而且当时洪述祖还曾有如此说法，道：“我之所以选择杀死宋教仁是因为我个人满怀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我想要大家真正的看清楚宋教仁的真正面目。这件事全是我一个人筹划并且安排人实施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洪述祖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强调的“与他人无关”到底这个没有说出来的名字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时宋教仁案的影响颇大，一旦找出这个不知道真假的真凶以后，那么必然的要立刻向社会澄清。
为袁世凯正名，当然了，莫理循当时应该是选择了相信洪述祖的供词的，不然那的话，后来赵秉钧要求由一个公正法庭来处理调查且宣判这件事的时候，当他以国际身份邀请莫理循出任临时组织法庭机构中的一员的时候。
怕是莫理循应该不会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这样多有些无厘头样子的借口以为推托，而也是因为莫理循个人的推托，使得此项调查就此搁笔不前。
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莫理循此人的一些才干与他对于袁世凯本人的寄予期望值的高低，不过有一点要再次说明一下的，那就是虽然莫理循对于袁世凯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个人崇拜，但是这绝不代表他对于袁世凯的任何行为方式和决定都是无条件支持的。
比如最近风行起来的“请愿团、筹安会”等，有关于所谓的恢复帝制的风声，虽然还不能确定这就是袁世凯所造成的，但是对此，莫理循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曾直言不讳的以顾问的身份告诫袁世凯。
道：“如果大总统阁下您，真的有恢复帝制，亦或是重蹈覆辙的想法的话，那么请恕我直言，中国之败亡，大总统之难，将如约而至。至于这个‘约’字吗，当然就是您真正登基坐殿的那一天。”
而袁世凯对于莫理循那，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态度的，比如他对坂西利八郎采用的是威严的态度的话，那么他对莫理循的态度则是更为和蔼亲切，更类似于朋友的方式，他曾经就对于莫理循此般的劝诫。
有过如此的回答，说：“如果你的国家能够不在西、藏的问题上选择罢手，不再想要分、裂我国国土，你莫理循本人能够在西、藏问题上尽到一个顾问与好友该尽到的责任的话，那么我想你说的话，会更让我信服的。”
这就是袁世凯对于莫理循的态度，他虽然不断的敦促莫理循，告诫他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的同时，也会明确的表明他个人与莫理循之间的关系，他希望两个人能够各自尽到自己不同身份的责任。
作为顾问，莫理循对待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是不足以称之为尽心尽力的，他偏袒自己的国家，希望英国可以就此将西、藏从中国的国土上分、裂出去，其实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他还是要为英国的利益着想，可是这样一来他确实对于顾问这个身份的责任上没有明面上的不尽责，可是如果已中国自古以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老教化来看的话，莫理循作为雇员，却是有不尽责不忠主的实际的。
那名秘书请出了会议室。
莫理循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一番寒暄之后，在诸多“陪衬”的同席而坐下，有关“英国参与中国西、藏问题”的会谈，正是开始了。蔡廷干自然是率先开口，而且是直奔主题的对莫理循讲出了他早已准备了许久的辞条。
“莫理循顾问。”蔡廷干以一副不可改其志的坚定表情，对莫理循开口道：“有关我国西、藏方面问题，贵国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置否的外力反作用，西、藏作为我国领土的部分，作为构成整个中华民国的五大族之一的藏、族主要集散地，其民族属地、疆域、范畴，皆为我国内政之事，贵国不该参与其中，并且起到于我国不利的相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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