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从山上下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卧室，爱娃与妹妹正在化妆台前抽烟或染指甲油，他一进门，爱娃掐烟头的手停住了，狐疑地盯着他因失眠而发红的双眼，半晌才告诉他姐妹们来了。
李德四肢伸展躺倒在床上。她的姐妹是常客，妹妹不是常年累月住在这里的吗？有什么稀奇的。不料爱娃不断地推搡他，要他起来打招呼。他被推得性起，忽地坐起来：“有完没完？来就来呗，还要让我十里出迎呀？再说，妹妹不是在屋里吗？”
爱娃白了他一眼，重新点了香烟，扭动屁股走到化妆台，嘴里咕嘟：“爱管不管，又不是我的姐妹。”
李德楞了一下，旋即明白过来了，腾地坐起来：“你是说，保拉来了？”“还有你的大管家。”爱娃斜睨着他。
“希特勒的家人来了？”李德一阵紧张，脸上渗出细小的汗珠。爱娃误解了他的表情，奚落道：“怎么？听到大管家来了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你可以再次让她留在贝格霍夫山庄的。”
“住嘴。”李德猝然爆发，爱娃嘴角的烟掉到地上了，她妹妹吓得站起来了。她气呼呼地拉起妹妹：“不过是几个乡巴佬，有什么了不起，走，我俩滑雪去，不理睬他。”
姐妹俩出门后，李德赤脚冲到门边，从里面反锁上房门，然后如释重负地坐在床上，自己都能听到砰砰的心跳。他只想一个人呆一会，趁机梳理下自己的思绪。
他拉上窗帘，从爱娃的烟盒里抽出一枝烟点上，透过袅绕的轻烟，仿佛回到那个遥远的梦境中……
1896年1月21日，阿道夫•希特勒的亲妹妹保拉降生了，不久，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离家出走，同父异母、漂亮的姐姐安吉拉出嫁，兄妹俩在暴烈的父亲和慈爱的母亲的熏陶和影响下，渡过了美好的童年。
保拉七岁时父亲在酒馆里突然死亡。十一岁那年，母亲克拉拉因癌症躺倒在医院里，母亲娇惯下的哥哥阿道夫丢下他们到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去了，家里的重担都落在幼小的保拉肩膀上。
她除了上学，还要做饭和照顾病人，给母亲喂饭送水，洗脸接尿，然后一筹莫展地望着因疼痛而蜷缩在床上的母亲。等十八岁的哥哥阿道夫•希特勒从维也纳回到家时，克拉拉已经奄奄一息了。
安葬母亲后，保拉住在姐姐家，阿道夫直奔维也纳。她和哥哥每月领取50克朗的孤儿津贴，兄妹俩为津贴分配还产生过一些小纠纷。
1920年，保拉已满24岁，孤儿津贴早就停止发放了，她只得到维也纳找工作，在这里，她与哥哥见面。次年夏天，俩人一起到林茨的墓地给父母上坟。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到慕尼黑看望哥哥，此时阿道夫•希特勒成了纳粹党的领袖，大权在握，也许他怕党内同志说闲话，也许他从事的政治斗争充满风险，怕连累妹妹，总之，他没有在党内给妹妹找一份工作。
这一年也是希特勒姊妹的蒙难日：保拉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因重婚罪蹲了半年监狱，她哥哥阿道夫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入狱。
直到1929年，姊妹们的命运有了转机，阿道夫邀请全家人去纽伦堡参加党代会，姐姐安吉拉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列奥和艾尔弗里德来了，哥哥阿洛伊斯和嫂子海特及他们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也来了，保拉还有老家的几位姨妈也应邀前来，在那些德国高官显爵面前，这些奥地利乡巴佬着实风光了一把。这也是希特勒一家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全家团聚。
此后，哥哥阿道夫负担了妹妹的生活费用，从他的稿酬中每月给她汇250帝国马克的生活费，后来提高到500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笔钱并不丰厚，但比一个职工的月工资略高一筹。
阿道夫隔山哥哥阿洛伊斯前半生吃了好几次官司，20岁以前因偷盗被判刑，20岁以后为重婚而入狱，不过每次刑期都不到一年。纳粹执政后他时来运转，据说他的高官弟弟把他叫去狠狠臭骂了一顿，这也可以理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把自己的家庭装扮成具有悠久革命历史传统的革命家庭，德意志帝国元首怎么能有一个偷鸡摸狗的哥哥？
自此阿洛伊斯金盆洗手，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馆，借助名人效应，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后来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啤酒馆发展成酒吧，继而升格为大酒店。
老子立地成佛了，儿子却不上路了。他的大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一度让阿道夫•希特勒烦恼。威廉是阿洛伊斯早年流浪到爱尔兰当服务员时，与爱尔兰姑娘多灵的爱情结晶，一直生活在英国。
希特勒上台后，威廉突然回到柏林，叔叔长、叔叔短地大献殷勤，想捞个一官半职当当，然而他的叔叔只给他这个留着“菲雷尔”式胡子的时髦侄儿安排了个普通工作，他看到仕途无望，便拉下脸向大权在握的叔叔敲诈勒索：“阿道夫，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给我封口费，我要把我爷爷的爷爷是犹太人的事告诉大家。”
希特勒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德国，于是，喜出望外的威廉带着这笔钱远走高飞到美国，以希特勒的亲戚身份到处发表演讲，大爆家底，不久宣布与他的叔叔断绝关系，并要求参加美军打他叔叔。为此他还给罗斯福总统写信，一方面给自己叔叔脸上泼墨，另一方面给美国总统脸上贴金，最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最终的结论是：“一个特别懒惰的人，曾经试图敲诈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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