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普通人相比，教师，医生，学者、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属于社会的中产阶层，他们虽然不像政界高官，大资本家、大买办、或者黄金荣之流的黑恶势力，那样豪华奢侈,但是，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
举例来说，上海的一个中学老师，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包括，伙食、房租、交通费，70、80元已经很宽裕了.如果是教授、讲师们，收入更为可观,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
虽然说房地产市场已经有所繁荣，但还没有达到后世拼了老命也买不起的地步。上海租一间套房或者四合院，房租也就是在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也就4到5块。但如果购买一套有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的房子，差不多要一千块大洋。
外出的时候，普通人出入最方便的是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上海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如果是，包车每月10元。当然了，外出还可以乘坐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和年轻人喜欢做，.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坐上几站路，也就是几分钱或者一毛多钱，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反映旧上海的老电影，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有轨电车。
在上海，很多有钱阶层，包括普通的市民，只要生活能够过得去，他们的爱好就是：下饭馆、看昆曲、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喝咖啡。当然了，在所有的消费当中，吃饭总排在第一位。交通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如果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就是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也不是太贵，比如，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比较低点的鱼唇席10元足够了、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普通的阶层当然去不起.对于一般的平民而言，中等饭庄就可以了，也很有面子。来客人的时候，一般选择2元1桌的宴席，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凉菜有两荤两素，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五分钱，炒菜有四道，分别是，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一毛钱；然后就是四大碗儿，包括，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最后是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六毛钱.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看到这里，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十元钱的薪水，在30年的绝对不少，尤其是对于这个13岁的报童。
看到这里，三毛挠了一下稀疏的头发，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先生说的是真的？”“骗你干嘛？”周垣望着小食店外边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要你听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那我卖完今天的报纸就跟先生去。”“不用了。你把这些报纸送给你的朋友啊。”周垣拿出两块钱，“这是我预支给你的本月工资。你去洗个澡，剪个头，然后买一身衣服换了，我在丹桂茶园等你。”
说起丹桂茶园，还有一段趣事。想当年，上海工商界刘鸿生之祖甬商刘维忠有一次招待友人在天福茶园看戏，嫌座位不佳，要求换位，但是，天福管事出言不逊，刘老先生非常气愤，下定决心，自己开一个戏园子，后来在友人何丹书的协助下，租下湖北路福州路转角一段土地，开设丹桂茶园。地址就在湖北路广东路相近，朝东开门。两家戏园子互相竞争，只是便宜了看戏的戏迷。这两家戏园子的竞争，是上海娱乐业的一个缩影，也是沪上繁荣的一个旧标准。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沪上，可以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五方杂处的国际大都会，国内外的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其精彩绚丽发挥到极致。虽然全国各地一片哀鸿，但是这里的社会却相对稳定，经济出现畸形的快速发展，各类消费群体具有相当的消费实力，城市娱乐的丰富多彩和繁荣，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城市娱乐空间，在这个时候，沪上的戏剧市场呈现一派繁荣，南北各类剧种百花齐放，尤其是京剧，在历经50多年的考验和锤炼之后，海派特征已经趋于稳定，而且特色鲜明。
当然，这一切要归功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娱乐场所管理办法》。在工部局的推动下，电影院，戏院，音乐厅，弹子房，赌场，歌舞厅，马戏场，庙会，集市、歌舞厅，姬院，各种经营性的娱乐场所如同雨后春笋，东方冒险家所热衷的十里洋场，愈发的纸醉金迷。市民阶层的兴起，消费空间的重构，休闲观念的流行，让娱乐变成公众的群体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京剧之外，很多原先是地方剧种，如昆曲，越剧，沪剧，淮剧，锡剧，越剧，纷纷在上海站住脚跟，并且交相呼应，交流借鉴。上海的京剧票房一度达到一百多个，票友位于全国之首。一个戏班子，如果能够唱红上海，就能唱红全国，不能唱红上海，那就不能算全国一流。作为京剧的南方考场，各地的京剧名家都来一展风采，包括谭鑫培、言菊朋，唐韵笙，以及梅尚程荀四大名角。周垣过去就是一个戏剧票友，既然来到了这个时空，如果不去戏园子潇洒一番，简直是对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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