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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各庄的百姓今天算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
一大清早，朱皇帝就带着三千多生员来到了名不见经传的崔各庄，并且派人邀请了农会的会首崔保国以及村子里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然后一行人又浩浩荡荡的来到了村东的地头。
时至寒冬，崔各庄的地里也蒙着浅浅的一层小雪，但是绿油油的麦苗依旧顽强的露出了头，在冬天的肃杀之中显露出一股不屈的生机——麦苗在静静的等待着下一场冬雪的覆盖，等到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们就会茁壮成长。
这时候来到地头上，既能闻到带着麦苗香甜的空气，又能感受到冬雪的冰凉之意。
这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极为喜欢的场景。
可惜的是，被朱皇帝带到田间地头的三千多生员们并没有心情欣赏眼前的一切，而那些被请来的老农则是对眼前的美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真正种过地的老人家都体验过烈日下翻地的艰辛，也体验过蹲着拔除杂草的痛苦，哪怕是被人称赞、歌颂的秋收，对于真正的老农来说也只不过是痛，并快乐着。
不提什么“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也不提“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因为就算是没有任何地租、田赋，恰好赶上大丰收的好年景，秋收也并不是什么太美好的回忆。
是不是很扯？
凡是认为这一点很扯的，要么就是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混账王八蛋，要么就是些没脑子的蠢蛋。
还是以开局一个碗的朱重八同学所写的那本《醒贪简要录》为例：
朱元章曾经在《醒贪简要录》中计算过这样一组数据：假如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则一年需要支米1044石，折算成稻谷就需要2620石。
从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稻谷碾成大米是有较大损耗的，最起码在大明洪武年间的损耗率是比较大的。
按朱元章同学的计算数据来看，其出米率只有40％左右。
按照这个方式再往下计算：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就需用17头牛，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就需要57个人耕种。
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就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里。
我们不去管朱元章同学计算这组数据的原因以及意义，也不去管朱元章写了《醒贪警要录》却被人骂成狗，我们只看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数据：里。
好嘛，一场秋收就是一个万里长征，一场秋收就意味着肩膀要蜕掉一层皮，这种记忆到底美好在哪儿？
别说什么马车、板车、手推车、牛马之类的玩意，因为这些都是稀罕物——种花家当初刚刚建国，谁家里要是有个马车、磨盘之类的，那都算得上是妥妥的富户，即便是千禧年以前的种花家，农村的牲口都是重资产，比人还精贵！
朱皇帝当年也是种过地的，知道那种汗珠摔八瓣的感觉。
所以就出现了一副很奇怪的场景：眼前明明是一幅初冬浅雪盖麦苗的美景，然而无论是朱皇帝还是那些生员又或者是那些老农，却没一个人愿意欣赏。
京师附近的乡村大多以某某各庄为名，比如崔各庄、张各庄，除了命名方式与其他地方的乡村略有不同以外，其余方面却是基本一样，村子里的百姓都是以耕种为主，老和和妇女会做些其他的手工业，青壮劳力则会在农闲时进工坊做工。
朱皇帝没有强制搞什么工、农之类的区分，大明也没有农民只能种地、打工却不能搞小作坊、摆地摊之类的狗屁规定，对于百姓不能说是完全放养吧，起码也是比较宽松。
当然，朱皇帝之所以有底气敢这么搞，是因为大明本身的实力够强横，地盘的不断扩张使得大明百姓对于土地的需要不像天启、崇祯年间那么急迫，而真金白流的不断流入则使得大明百姓的人均收入够高，一家有一个壮劳力就足以让一家五口人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好了，自然就没有人会想着反明复清。
当曾诚和刘鹤明离开皇宫后，朱皇帝却是独自坐在乾清宫内发呆。
这是一场胜算很低的战争——纵然是再怎么雄才大略的雄主、明君，也未必能够完美的解决掉庞大的资本阶层。
比如说某位校长。
首先就是这位聪明脑袋不长毛的校长大人完全是依附资本阶层才得以起家。
陈老爷和胡老爷等人一脸懵逼的望着侃侃而谈的齐峰，根本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齐峰嘴里说出来的。
胡老爷眼前一亮：“你说的那人，可是近畿诸蕃的张闻洪？”
大名和大名之间是不一样的。
大名起源于名主一词，名主指有名字的田，即私人土地，大名指拥有大量土地的人。
室町幕府时期，跟随足利尊氏起兵的武士首领们被封为守护，统领一国或数国的武士，统称为守护大名。
应仁之乱后，倭国下克上之风盛行，多数守护大名没落，小领主崛起，成为战国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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