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举起反旗的那天开始，朱皇帝就一直在琢磨着未来的方向，只是任凭朱皇帝绞尽了脑汁，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方向。
无论是继续像历朝历代一般沿用礼治还是像后世一样完全推行法治，都不可取。
因为大明的情况跟历朝历代不同，跟后世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
从夏商周直到大清唱了凉凉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堂口一直都是小农经济为主体，虽然也存在各种工坊，但是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工坊的发展其实是受到限制的，再怎么萌芽的那啥玩意它也仅仅只是萌芽。
而现在的大明却是遍地工坊，不仅有朝廷掌握的五小工业等工坊，同时还有盐、驿等其他行业，对于工人的需求量远超历朝历代。
一个是小农经济，一个是工业经济，两者不仅生产力的高低有所不同，就连其本质上也是大不相同，再继续沿用旧有的礼治自然就是扯蛋。
像后世一样完全推行法治呢？
也一样是扯蛋。
因为后世经历了八国蛮夷火烧圆明园、经历了建夷退位又复辟、经历了各地军阀割据也经历了倭国入寇，大量的知识分子觉醒，百姓思变，最终才有了连挑十七个堂口的种花家。
而现在的大明经历过什么？
哪怕是建夷入关百五十年，掌握了话语权的依旧是那些乡贤士绅们，哪怕朱皇帝在造反的过程中很是清理掉一大批乡贤士绅，相对于整个天下的乡贤士绅的数量来说也只能算是微不足道。
乡贤士绅们见风使舵的本事可从来不低。
再加上没有经历过八国蛮夷入寇也没有经历过倭奴入寇，反倒是大明在车翻了大清之后又不断对外开拓，以致于天朝上国的思想和论调一直都存在。
想要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行法治，所要面对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更关键的是，传承几千年的礼治也未必就全是糟粕而没有好处。
事实上，很多礼治被打为糟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缺点，而是因为礼治跟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冲突。
举个例子，大明现在各地都有一大堆工坊，这些工坊当中有的以男工为主，有的以女工为主，也有的是男工女工都要用陌生、适龄男女能够接触到的机会相对于没有工坊的时候大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男工和女工互相看对眼了，怎么办？
礼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法治则讲究的是对单个自然人权利的保护——按照礼治，如果双方当中有一方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都意味着双方之间得黄铺子，而从法治的角度来讲，自由恋爱本身就是自然人应有的权力。
是不是产生冲突了？
这还仅仅只是第一层的冲突。
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第二层冲突——工坊主们会支持礼治还是法治？
这种事情其实想都不用想，工坊主们绝对会支持法治，他们甚至不惜跳起来用脚投票。
因为支持礼治就意味着要损失两个工人，而支持法治则能在最大程度上保住两个工人。
再然后就是第三层冲突——宗族与自然人之间的冲突。
这事儿其实是明摆着的，因为朱皇帝不可能强令取消或者消灭所有的宗族，哪怕朱皇帝可以强行以国法来代替宗权宗法，哪怕朱皇帝和朝堂诸公用尽手段诱使百姓们分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族在乡里的话语权。
所以，宗族与自然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就代表了宗权与国法之间的冲突。
按照传统的宗权来讲，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就是私奔，无论男方女方都有过错，倘若其中有一方已经有婚约在身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大错，浸个猪笼自然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可是国法能这么规定么？
很明显，国法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规定，因为国法要维护的是天下的稳定，同时也要限制宗权以避免宗权对皇权和国法的侵蚀。
于是乎就有了第三层冲突。
这仅仅只是大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冲突的冰山一角。
还有一个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问题显然比这个问题更加让人头疼。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发展会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也会加快财富的流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会催生出一大批的有钱人，同时也会让很多工坊主和豪商巨贾们冒出一些别样的想法。
因为工坊主和豪商巨贾们的本质还是商人，而商人重利——最大的利是什么？
最大的利不是大明朝廷能让他们赚到多少钱，而是能让他们掌握住多大的权利，能够让他们有多少保证自己钱财的话语权。
比如说，朱元章时期曾经大力推行社学，表面上来看是为天下人谋了福利，让穷苦人家的孩子也有读书做官的机会，这个没错吧？
然而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抹黑朱元章最狠的，最反对推广社学的，恰恰是那些穷苦人家读书读出了成绩然后做了官的官老爷们。
这事儿很好理解——无论是一家人还是一族之人费心费力的供养出一个官老爷，他们自然是希望能够翻身改变阶层并得到回报的，而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读书做官的机会，不就意味着竞争对手变多，很容易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同样的问题还有旧有乡贤士绅和新兴勋臣贵戚官老爷们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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