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诚宁肯面对像霍华德这样对大明充满了恨意的人，也不愿意面对像皮埃尔这样儿的狂信者。
身为法国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最大的精华分子、中吹头子、五毛之首、伏尔泰大学士的学生，皮埃尔在见识到了大清与大明的不同之后，就坚定的认为大明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个遍地黄金的东方古国，是老师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至于鞑清？
一群野蛮的、粗俗无礼的、只知道掠夺、不知道生产的蛀虫而已。
据皮埃尔所说，他的老师，批了一辈子欧洲君主专制的伏尔泰，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铁杆粉，他老人家十分崇拜孔夫子，甚至把孔夫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中朝夕膜拜。
在伏尔泰眼中，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文化，而当时的中国就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是法国所要学习的对象。他还将中国人称作当时“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而能和伏尔泰比“铁杆”的，就是法兰西的另一位大学士，魁奈。魁奈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制度，写成《中国专制制度》，还因此被称为“欧洲孔夫子”。
在跟曾诚的私下交谈中，皮埃尔甚至破口大骂我鞑清：“那些该死的野蛮人，他们把一个又一个封建、独裁、残暴的君主粉饰成英明神武的明君圣主，他们欺骗了我的老师，也欺骗了所有的欧罗巴人。”
“可惜，我的老师，伏尔泰大学士早早的就被上帝召唤到了天堂，要不然，他一定会亲眼来大明，亲眼看一看什么才是黄金国度。”
“不过，万幸的是德尼·狄德罗大学士跟保尔·亨利·霍尔巴哈大学士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有机会。”
对于曾诚来说，像霍华德那样对大明充满了恨意的英格兰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反而是像皮埃尔这样儿的大明狂信者。
他们想要学习大明的一切，甚至恨不得让法兰西搬回大明的所有制度。
西历1735年，从没到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就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仅凭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的书信记录，就成为翻译出了明代农学宝典《农政全书》的第31卷至39卷。
这以后，这八卷记载中国养蚕种棉篇章的文献，就在欧洲火热流传，陆续出现了英文等各种版本，沙皇俄国也专门引进翻译出俄文。
而且，这样的“高难度”突破，可不是哪个传教士热情过头。
西历1765年，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就给即将出使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们提出了五十二个任务，包括一定要学到中国的造纸，果木栽培，农艺等技术，中国特有的巨幅纸制造技术，桐油生产技术等，都被这些传教士们源源不断的带到了欧罗巴，甚至连粮食种子与种茶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欧罗巴人陆续学去了。
甚至就连瓷器，也早在西历1717年的时候，被在景德镇明察暗访的法兰西传教士尹弘绪成功掌握了烧制方法，西历1768年，法兰西国就烧制出了精美的硬制瓷器，从而打破了中国瓷器的出口垄断。
曾诚还记得皮埃尔跟他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脸上那种掩盖不住的激动、炫耀、对鞑清的鄙夷、对未来的期盼等等神情。
如果自己还是我大清的泰安府知府，那么皮埃尔学去多少东西都是皮埃尔的事情，跟自己这个连做奴才的资格都没有的泰安府知府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自己现在是大明的首辅，这种最受大明皇帝痛恨的事情要是发生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自己岂不是要遗臭万年？
一想到能跟着皮埃尔来大明参观的，肯定都是些跟皮埃尔差不多的法兰西人，曾诚就忍不住想要薅头发。
这跟法兰西来大明的留学生不一样——法兰西的留学生们能学到什么东西还比较好掌握，但是这些法兰西的贵族们就不太好掌握了。
只是当曾诚头疼的想要薅头发的时候，朱劲松却笑着说道：“曾府台把事情想的太麻烦了些——欧罗巴的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哪怕是头猪，只要能够成功投胎到波旁家族，那这头猪也是贵族。”
“这两百多人里面，能有几个学者就很不容易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些来看稀奇的达官贵人，这些人是最好对付的。”
如果说这句话的不是朱劲松这个大明皇帝而是换成其他人，估计曾诚就得问说一句你丫吃的是灯草灰吧？要不然咋就能放出这么轻巧的屁来！
问题是说这句话的是朱劲松，所以曾诚也只能半信半疑的问道：“不知皇上有何妙计？”
朱劲松道：“让人从故纸堆里把周礼翻出来，把“礼”教给他们。”
“这些欧罗巴的贵族老爷们，越是繁琐复杂的礼仪，他们就越愿意学，好像只有这样儿才能证明他们高人一等，恰好，周礼就足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既然一百年前的路易十四能举办一场“中国之王”的舞会，那就让他们好好学习学习周礼，争取下次办得更好一些。”
西历1700年的1月7日，路易十四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身着中式服装，从一顶八抬大轿中缓缓走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世纪舞会，名为“中国之王”的“中式舞会”，代表了当时风靡欧洲一整个世纪的“中国热”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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