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五年剩下的日子里，整个内阁显得分明的平静。
自从张居正那次主动找了林晧然后，便不再提及被他推崇为盛世之法的一条鞭法，显得默默地处理手上的事务。
郭朴在上疏请辞被拒后，偏偏还真的染了一场严重的风寒，便索性称病在家，却是彻底将事务全部交给林晧然。
只是让外界不解的是，林晧然在抛出那份轰动一时的《即位诏》后，却是迟迟没有后续的大动作。
当然，这其实是一种表象，林晧然虽然没有抛出法令，但亦是一直一步步落实《即位诏》中的具体方针。
跟着那些急躁的年轻官员不同，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今百历帝年仅三岁，留给他还有很多的时间，却不需要急功近利。
不仅是下面的地方官员需要一个接受和转变的过程，而且下面的百姓同样需要一些心理准备，故而有时候的慢反而是最快的方式。
在年底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将领的考核和清洗上，却是要将地方卫所的毒瘤给拔除。
另外，有鉴于现行翰林院培训储相的方式过于脱离群众，他从中挑选一批优秀的年轻翰林官外放，让这些担任国家未来的翰林官接触普通百姓的真实状况。
唯一比较明显的大动作则是推出的养廉银制定，得益于现在财政的改善，他决定让地方官员合法收入得到提升。
海瑞这种半年不吃肉的官员固然可敬，只是天底下的官员不可能全都是圣人，而且他们都有养家的责任。
京城的官员之所以能够接受低俸的工资待遇，其实不是他们多么的高尚和爱国，更多还是地方官员的冰儆、炭儆将他们喂饱了。
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朝堂，林晧然实则正在一点一滴地治疗这个王朝的弊病，驾驭着这个王朝驶向盛世。
百历元年如期而至，整个京城越发的热闹，却是显得越来越有年味，更是隐隐有了一种盛世的味道。
春节刚刚过去，以林晧然为首的内阁打响了新年的第一枪，朝廷颁布今年的第一项新法令——摊丁入亩。
在明朝现行的杂税体系中，不仅杂税的种类繁多，而且征收的范围和群体显得十分的混乱。
像近年著名的徽州丝绢案，一位世袭新安卫的湖广江夏普通弟子帅嘉谟想在徽州府衙里混得一个钱粮管事的书吏，通过关系弄到徽州府衙户房繁杂户籍税粮账册后，便埋头苦算起来。
然而，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每年要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人丁丝绢”税目。
“人丁丝绢”本质是一项杂税，却是要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折银6145两。
只是他下查徽州府六县分账之时，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人丁丝绢”税目，而其他五县均无此税目，即徽州府这项杂税全部由歙县单独承担。
帅嘉谟很快将自己想要成为徽州府衙的初衷抛之脑后，却是想要为歙县“伸张正义”，当即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捅了出来。
在歙县乡绅的支持下，徽州府很快便是引发了该由歙县单独承担还是应该六县共同承担的争端，引起了一场惊动朝野的“丝绢案”风暴。
从“徽州丝绢风波”中不难看出，徽州府一府之地的杂税都能够如此的混乱，更别说下面的县衙。
事实亦是如此，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大明县级的税种不仅巧设名目，而且征收的对象亦是随心所欲。
除此之外，大明现行杂税的征收对象是以“丁男”为计量单位，但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却蕴含着一种更大的不公。
官绅阶层本质是特权阶层，他们所面对的地方知县往往都是弱势的三甲进士或举人，故而很容易出现压制地方官员的现象。
纵使仅是一些普通的豪绅，但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族中的子弟往往在县衙的六房中办差，亦或者是跟土生土长的胥吏相勾结，却是很容易通过隐漏人丁等方式来逃避杂税。
正是官绅阶层通过自身的权势或资源，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不公现象。
纵使是张居正所倡导的一条鞭法，其实仅是在“丁男”上的表面一体均当的公平，但根本不能消除这种“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现象。
正是如此，大明现行的杂税既存在着税种混乱且无序的问题，亦有“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不公，且征收的群体亦存在明显的偏差。
林晧然在看清大明杂税体系的种种问题后，并不想做一个和稀泥的当权者，亦没有打算讨好那帮掌握着土地资源的乡绅，所以在将一府一县杂税全部简并一体的基础上，选择推行真正能够惠民的“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结束以“户、男丁”为单元的征税方式，而是采用以“田亩”为计量单元，拥有田亩多的富人要多纳杂税，而拥有田亩少的穷人则少纳杂税，甚至不用纳杂税。
亦是如此，杂税的负担直接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的人要多缴税，土地少的人少缴税，没有田地的人则不缴税。
地方官府不再免费奴隶百姓，今后要搞什么大型工程，却是由官府雇人代役，从而奖励真正勤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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