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概念用语不同。从概念用语上来看，“如果英国的用益就是信托遗赠的话，那么用益就应该被称作信托遗赠了，而事实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用益是一个从adopus和adusum之类的词语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概念”。正是这三个方面令人无法忽视的巨大区别，使得英国的用益和罗马法上的信托遗赠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这些批评使得学者们得出结论：信托遗赠（fidei***missum）和用益（use）之间任何所谓的相似性都只是表面上的。”[插图]
如前所述，罗马法上的信托（fiducia）由于其未能被纳入《民法大全》之中而早早消逝，罗马法上的信托遗赠又因优帝一世废除了其与遗赠仅存的一些差别并将这二者合为一体之后，也在罗马法上逐渐消逝了。“罗马法和委托遗赠之类的制度均不是信托概念的源泉。”可以说，信托遗赠在罗马法本身就不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也更不可能成为后世蓬勃发展的信托制度的源头活水。即便是英国的用益制度曾经受到了罗马法上信托遗赠制度的某些启示，这一“受到罗马法影响的假设并不就是说衡平法接管了罗马法上信托遗嘱停下来的地方，并将之发展成为一种现代化的工具”。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客观地讲，无论是罗马法上的fiducia还是fidei***missum，都有包含着一定的信托要素，都注意到了财产的移转以受益主体的区分。但罗马法上被称为信托的这些制度却并未能获得持续生长的制度空间，进而发展为世界性的法律制度，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核心原因，一是罗马法未能将具有信托要素的这些零散的制度进行体系化归纳，进而使之成文化，导致这些制度只能从一些早期学者的论述甚至宗教典籍和民间传说中去寻觅踪影，自然难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总之，在罗马法中，信托在结构上是一个反常且不规则的制度安排，不能被纳入任何一种既有的制度范畴中。”二是罗马法未能赋予信托受益人切实有力的保障，信托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往往只能诉诸道德、宗教和习俗的约束，出于弱势的受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明确保障，故影响了这一制度的运用和发展。相反，英国法上的用益制度虽然也经历了民众、国王、宗教各方力量博弈中的反复起落，但总体而言，其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作为制度本身更为明确，更重要的是，受益人的权利得到了衡平法的有力保障。
此外，由于罗马法和英国法在既有法律概念和法律体系上的不同，两者早期的信托还存在其他一些差异。例如，“罗马法信托与英国法信托之间的对应之处和相异之处都令人震惊。罗马法中的信托仅仅发生于死因处分（mortiscausa）；主要关注对其他人的返还，而非对财产的管理（这是现代信托的角色）。现代信托和税法实际密不可分：而罗马法之信托从未将税收视为创设信托的动机”。
总之，各方面的原因导致罗马法和英国法早期原本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制度，在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一个趋于沉寂和湮灭，而另一个则茁壮成长、发扬光大，从而成了法制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
在看待英国的信托是否产生于罗马法上的信托赠与制度这一问题上，实际上还涉及了罗马法对英国法的影响这一较为宏大的话题，按照布莱克斯通的观点，罗马法对英国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绝不可高估这种影响，因为英国法律上绝大多数制度并不是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而是自我发展起来的。布莱克斯通在1758年10月25日出任牛津大学瓦伊纳讲座教授时曾谦虚而又自豪地讲道：
“当然，即使在英国本土，罗马法也并未被完全忽视。对罗马法的判决的略微了解即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个绅士不小的成就。……与此同时，罗马法及这些国家自己的国内法虽然建立在最坚实的基础之上且已为长久以来的经验所认可，但在我国却被所有的人忽视甚至完全不为他们所知（只除了真正应用它的法律界人士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与我国值得称道的法律体系非常不和谐的一种现象。当然，我的本意绝非贬低对罗马法的研究，因为罗马法不仅仅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威，同时也是成文理性的总集，没有人比我更确信它的法律条款是多么出色，它的判决又是多么公正；也没有人比我更明白，它对于学者、神职人员、政治家甚至是普通法学家来说是多么有用，又为他们增添了多少光彩。但我们不能对其崇拜过甚，以至于为了狄奥多西和査士丁尼而舍弃了我们的阿尔弗烈德和爱德华。我们也不能只遵循古罗马执政官的法令或罗马皇帝的诏书而无视我们古老的传统或议会的决议。除非我们宁愿生活在罗马和拜占庭君主的独裁统治之下（前者的得以实行正是依靠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鼎盛），而不愿享受英国自由的宪法（后者正是因为适应这种宪法才得以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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