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事时就建立了国号。等到攻占广西永安，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相对金田村已经是大城市了。
于是，洪秀全迫不及待的搞出个“永安建制”。
建立各项制度、发布新历法、废除清朝纪年；颁布三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等。
另外，杨秀清等五人全部封王。
后人看来他们不免过于猴急，就是个暴发户嘴脸，泥腿子上不得台面。
可当事人却并不那么想。人家跟着造反，不止立马看到了好处，实实在在的过了一回出将入相的瘾，而且也有了方向，有了奔头。这就坚定了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只要将来事情成了，做为开国元勋，荣华富贵自然唾手可得。
人家洪秀全从开始的定位就是一个新兴政权，而不是土匪流寇。这立意就比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们高了五层楼。
所以太平天国一竖起旗号，很多北方人都南下投奔。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稳则稳矣，但对鼓舞士气未免不利，又如何能招揽来五湖四海的高人？
一个好汉三个帮。革命军不缺炮灰，缺的是人才。当然，把小兵说成炮灰有些不敬，可实情差不多就是那样。一将功成万骨枯。
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一大批不满现实秩序的人。他们渴望改变，但是又清楚凭自己的能力不但不足以登高一呼，就连当个土豪的本事也没有。
如果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机会，这批人同样会爆发出很大潜力，以争取他们在旧秩序下原本得不到的东西。
所以自古就有乱世枭雄出草莽的说法，他们抓住了机会，趁势而起。
至于李自成早先暗搓搓琢磨的忠诚问题，其实不算问题。别说当下了，再过几百年也不是个事。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怎么才能让他人唯命是从？
一般人从来没想过，权力这东西是怎么个意思。
简单说，首先要给好处，然后洗脑，再展示实力，最后竖起一面理想主义大旗。
四管齐下，大多数人都能搞定。并不需要自己苦巴巴的在孩儿营里慢慢培养后备军。
如果暂时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好处，那么就要忽悠了。
你要把项目计划讲的明明白白，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听的人能明白革命必然成功，将来可获巨大利益。
说服别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实践。用事实证明你的计划是无可怀疑的光明大道。
这就是获得权力的基础。可以让他人俯首听命。
历朝开国皇帝为什么能夺得天下？
当然不是因为他身强体壮武艺高超或是万人敌。是因为他能带着伙伴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们早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张道濬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只要能控制住他，能为我所用就要用。
比如贪官污吏之类，根本不可能禁绝。
可以给他们划一条红线，在规则内做小动作睁一眼闭一眼，罚酒三杯也就是了；要是捞过界，就地正法。
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办好差事。贪官污吏里面也不乏能干实事的人才，一味处理掉不合算，留用他们还能争取到一大部分人的支持。如果实在看不惯，那得了天下后再清洗不迟。
李自成长叹：“唉！人性使然啊，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万事大吉了……”
历史就是个车轮子，怎么跑都是在车轴上原地打转而已。这跟能不能搞出可控核聚变没啥关系。因为生产力再发达，人还是那个人。
正如朱载堉写的《山坡羊·十不足》那样——“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腐拜之所以被当成罪不可恕的问题，根源在于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社会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于巨大。
所以，如果把视角放在结果上，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不断做大“蛋糕”。
站得高，银子永远花不完。
相对的分“蛋糕”就更容易些，随便指头缝子漏出去一点也足够贫苦老百姓填饱肚子了。
“沉默的大多数”忍耐力超强，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限提升了，饱暖思那啥，但不会思造反。社会上顶多诞生些红眼病横国党，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对于官员也是同样道理。
总不能既要马儿快快地跑，又像大明如此低的俸禄，人家不吃点夜草能活么？所以大明出现了“常例”这种外快，除了海瑞外，即便是清廉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收？①
（海瑞不是死脑筋，举人出身还能爬上去，而且在那个时代竟然没有死于政争，足以说明他很聪明。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抹黑他是个直臣加能臣的事实。）
在淳安知县任上拒不受常例的海瑞，却详尽地记载了淳安县的老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秋粮长银二十两。
折色粮银四两。
农桑绢银十两。
盐粮长银十两。
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清军匠每里银一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
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
审均徭每里银一两。
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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