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汇报》军事论坛上刊登的读者来信和约稿,刘一民暂时看不到,原因是《文汇报》远在重庆,一时半会儿送不到皖东北。不过,刘一民不用看也知道,只要把火烧起来就行了,中国这么大,那么多的能人异士,还怕没人添柴?等着吧,锅会被烧开的。
这件事刚刚办妥,另一件大事又牵动了刘一民的神经。
去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开始‘肃托‘运动。这个事情刘一民是知道的,只不过他以为这是苏联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斗争在中国内的反应,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开展的。以现在中央领导的智慧,那也只是一种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一种响应而已,不可能再象历史上那样制造许多冤假错案了。历史上肃托比较厉害的冀中根据地,经过自己对冀中部队的整编和对冀中区领导人的谈话,应该已经不存在肃托的基础了。加上山东我军战斗任务繁重,刘一民并没有过分关注这个事情,反正山东局和教导师各部队没有搞什么肃托。
等到六届六中全会清算了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康生由于小组讨论时对刘一民发难,遭到会议批评,康生也调任党校副校长了,不再担任社会部部长了,刘一民更不把肃托当以回事儿了。
这也是刘一民年轻,政治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世界上的事情啊,有的可以略加改变就更发展轨道,有的事情就不一定了。
曾中生、蔡中给刘一民发来了电报,报告说攻占沧县时,冀中我军没能及时配合。经了解,冀中区正在搞肃托。请示刘一民,是不是以刘、罗首长名义制止冀中区的肃托。
紧接着,曾中生、蔡中又转来了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的电报,称冀中肃托异常严厉,采取发动军中相互揭发的办法,揪托派分子,牵涉到部队,要枪毙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请刘一民务必设法救救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原来是河北游击军第二师的师长、参谋长、团长,刘一民在南宫时都见过,冀中部队整编时还特意安排了段士增的职务,而且还把孟庆山由原来方案中的冀中军区副司令调整成了政委,怎么现在又出现了肃托呢?冀中能肃托,其他地方呢?
在刘一民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经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很多历史问题都有了正确结论。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淘尽历史尘埃后,人们对他们都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托派问题也是这样,充其量也不过是国际**运动中一个左翼派别。直到刘一民穿越前,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仍然在比利时召开世界大会,而强大的苏联早已经随着苏东剧变烟消云散了。
但是这个时候不同,由于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失败,国外,并被苏联三次缺席判决死刑,托洛茨基的主张被冠以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反动派的代名词。
由于托洛茨基和他的主张,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托派”,是苏联内托洛茨基派的简称。中国也有托派,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利斗争的产物,根源在于如何指导中国革命。1928年12月,一些因在苏联留学时拥护托洛茨基被驱逐回国的中员,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出版了杂志《我们的话》,这是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三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再后来,到了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王明、康生从苏联回来时,正是斯大林以反托洛茨基主义为名搞大清洗的最后阶段。深受斯大林肃托影响的王明、康生,一回国就按照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精神,炮制了肃托论,组织领导肃托工作。
此时陈独秀已经出狱,思想发生了变化,两次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叶剑英、博古,提出愿与合作抗日。
王明听说要与陈独秀合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特务等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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