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
在老郭最早讲出那句“之岑兄”的时候，徐云的心中便已经隐隐冒出了一股熟悉感。
只是在一开始，这股熟悉感并不算强烈。
毕竟华夏近代史上的大佬数量着实不少，国家的人口基数和体量摆在那儿呢。
加之如今这种嘈杂的现场环境下人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徐云一时半会儿对不上号其实很正常。
但在老郭介绍完楼之岑的全名以及他的那位学生出现后，你任徐云的思维再怎么迟钝，也不可能想不起这二人的身份了。
纵观整个华夏科研界。
无论是哪个时期，师徒皆名人的例子都不在少数。
比如说不久前抵达基地的杨开渠与周开达，以及侯光炯和袁国粮，这两对就是标准的师徒关系。
再比如鱼类养殖这个相对小众领域里的林浩然和刘少军、陈松林两位院士。
林浩然院士是刘少军以及陈松林院士的恩师，他还有个很好听的绰号，叫做“渔公”。
当然了。
这个“渔公”指的可不是钓鱼佬是个切书公公的意思，而是与林浩然院士的研究方向有关系。
在徐云穿越来的2023年。
肉质细嫩的桂花鱼早已是桌上的常见菜肴，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吃到的10条鱼里，有7条都是养殖的。
大家可能偶尔有听说过市面上猪肉涨价和牛肉缺乏，但从来没听说买不到桂花鱼。
然而几十年前，想吃一条并不容易。
原本珍稀名贵的“高端鱼”要“游”入寻常百姓家，林浩然院士便是最大的功臣。
林浩然院士先是揭露了鱼类促性腺激素合成与分泌受神经内分泌双重调节的内分泌生理机理，又建立了使用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和促性腺激素诱导鱼类产卵的新技术，最终实现了桂花鱼苗种的规模化生产。
除了育种成果之外。
林浩然院士还培育了两位赫赫有名的院士，也就是刘少军以及陈松林，一门三院士在后世也是一桩美谈。
而除了以上几个例子。
华夏科研史上还有一对相当相当知名的师徒，那就是楼之岑和屠鹿鸣。
其中作为师傅的楼之岑先生，是华夏着名的生药学家和药学教育家，评选过华夏工程院院士。
同时也是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首任主任。
他在今年年初主编了四册的《中药志》，编写了我国首部《生药学教学大纲》和全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生药学》，同时还成功证明了中药半边莲是治疗血吸虫病的有效药物。
所以别看楼之岑有留洋背景，但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毕业的他其实主攻方向还是在中药。
只不过他不是像很多老中医那样配方抓药，而是用西医....或者说现代医学的手段去分析中药的成分，从原理上对中药药效给出释义。
或许正是因为太过投入自身研究的原因，楼之岑一生中收徒不多，几十年下来带的研究生就二十多位。
但就是这二十多位学生里，却出了一位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传奇人物。
也就是.....
屠鹿鸣。
屠鹿鸣在1930年出生于浙江NB，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鹿鸣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也让她与这株小草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
屠鹿鸣如愿考入燕京医学院...也就是后世燕京医科大学的药学系，成为了楼之岑的学生。
1955年。
屠鹿鸣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从事起了药物研究。
在当时那个时期。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
20世纪60年代。
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鹿鸣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研究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
屠鹿鸣先后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汇集编写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集。
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屠鹿鸣一个全新的灵感。
屠鹿鸣根据这条线索，一步步改进了提取方法，最终带领团队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
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都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实况报道》显示。
200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各年龄组危险人群中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65%。
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继喹啉类抗疟药后的一次重大突破。
2015年。
凭借对人类健康的突出贡献，最早分离出青蒿有效抗疟成分青蒿素的屠鹿鸣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当然了。
在徐云穿越的那会儿，屠鹿鸣的争议并不小，甚至盖过了她荣誉的话题度。
屠鹿鸣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针对她本人的中医黑，这部分人的战斗力其实是很强的。
二则是针对科院，也就是她没有评上院士的质疑。
这方面的质疑比起此前提及过的颜宁要更加难以辨明——颜宁没有被评上院士其实真没啥问题，但屠鹿鸣的院士授予确实就是双方各执一词、且都有大量支持者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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