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能分清轻重缓急，洪承畴的书信让他认识到西北成气候的刘承宗才是心腹之患，相较而言关外的黄台吉也得往后稍稍。
天底下敢奔袭三千里跑进大明腹地，跟明军重兵集团对垒的疯狗只有刘承宗一条，黄台吉就干不来这事。
这俩家伙完全不是一个路数，黄台吉如果毁边墙入寇，满洲兵自然越战越勇，输了回大涝的老家是死、留在大明就凭肩膀上头的秃瓢脑袋也是个死，留不住。
哪怕占下一座城，城里老百姓都要拿着火铳崩一子儿呢，就算没火铳也想法子给井里下毒，毒死一个赚一个。
刘承宗可不一样，进了大明腹地叫富贵还乡，打了胜仗直接就能把败兵收编，这叫在关外干下大事业，招乡党前来受用呢。
明军跟他打一仗，是逃跑的比战死的多，投降的比逃跑的多，收编的城池百姓也无非觉得这个老陕要回家，过好日子别惹他就完事了。
甚至哪怕打输了，随手立个旗子，又是几千农民军。
你让这个玩意儿回了陕西，那就出大事了。
这才是心腹之患。
所以崇祯对洪承畴的建议全盘接收，放手去办，只要不让刘承宗拿下甘肃全境，不让南北连成一片，饿他一冬天，明年年景好了，天底下没有刘承宗的容身之处，整军修武就灭了他。
只要陕西农业稍有恢复，内乱平息，区区甘肃，以一隅抗一国，这不翻手之间就能覆灭的事儿？
洪承畴得了皇上鼓励，又听闻杨嘉谟在高台举火自焚的消息，当即就严肃认真地准备起凉州的防务。
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就是凉州，准确的说，不是凉州这座城，而是城外的农田。
洪承畴之所以敢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陕西督粮参议出身，对军事运粮非常熟悉，尽管刘承宗一路势如破竹，但是在洪承畴眼里，刘狮子每东进一步，都离兵败更近一步。
他算着刘承宗的兵力、辎重、招募降军、占领土地、治下人口和田地产粮呢，人这个东西说到底还是胃您导航。
哪怕刘承宗在战场上胜一万次，哪怕刘承宗在农时发动的战争对酒泉、张掖两块绿洲的农业没有影响，哪怕他在甘肃内部运粮没有路耗。
只要拿不到凉州今年的秋粮，他的兵粮就是不够，不管怎么算，都不够。
洪承畴有啥办法能让刘承宗得不到凉州秋粮？没有办法。
所以他根本没有在山丹、永昌建立第二道防线来阻拦刘承宗，而是直接对武威绿洲上的百姓下令，提前十余日抢收麦子，同时在方圆百里的武威绿洲坚壁清野，就是要把山丹、永昌两卫及周边堡垒的老弱病残送给刘承宗。
凉州嘛，主要农作物就是这茬麦子，俗话说小暑大麦黄，大暑大麦扬，在北方别的地方，小暑基本上麦子都收完了，但凉州的抢收时间就是六月前后。
提前收十天，比正常收减产不少。
洪承畴的坚壁清野非常着急，因为他对山丹、永昌二卫根本没有信心，算的就是一座卫城，拖延刘承宗两天时间；沿途四十余座堡垒，拖延四天时间；最后五天行军，抵达凉州城下。
他就赶在这个时间，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百姓、布置守城，把凉州城搞得固若金汤。
洪承畴的守城，计划得是万无一失。
他首先在武威绿洲上命令每家百姓都做了家牌，上面都写着本家某姓某人，年龄多少岁，面色红黄黑白，疤麻残缺，家里男、女，孙各几口人，凉州卫的骑兵奔赴各地，查验无误，收上家牌给予官票，约定等到事近，由四门进城。
住在东关外，就只能从东门进；住在西关外，就只能从西门进，同时要把家拆了，能烧火用的运入城、不能烧火的就地拆毁，并将粮食、柴草、牲口、家火、箱柜、石料，尽数搬入城中。
除此之外，城内居住的除了各家家人以及深信仆役，三年内来的流氓、仆役、要人照顾的老幼已全部逐出城外，愿意走的就一块走，跟城外没有过冬粮食的百姓一道，向松山、宁夏中卫等地迁徙。
而且城内官仓的粮食，也定了规矩，不开仓，救死不救饥；富贵人家，有人需要借粮，除留自家食用以外，多余粮食必须全部借出；贫穷人家，官府保证借到粮，但明年秋天必须还，借十还十三，不还的官府双倍追偿。
城内防守的器械、守军也万事俱备，每个城垛都在内侧写定人名，分一名战兵、两名民壮防守，其中民壮每五十人选出两名巡警，专查守城违乱纪律的。
城下的伙食也准备好，守城的必须饱暖，妇人家小能活着就行，分二十人一灶，早上吃面食、下午吃干饭、三更吃面食。
还有余下杂事，洪承畴也都做好了准备，编撰成册分发守军，事无巨细，要的就是一个凉州城攻不下。
到时候方圆百里无粮，北边是沙漠、南边也是缺水干旱的荒山秃岭，要么从百里外运送粮草、攻城器械，要么就只能退回甘州，总不能顿兵坚城之下过冬吧？
往南走也不可能，古浪峡那地方狭窄，刘承宗赶走，洪承畴就敢截他后路断他粮道；过了凉州往东走也是一样的道理。
再加上山丹、永昌那一万多张嘴，洪承畴特别期待刘承宗过来，看见凉州一片白地是什么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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