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十一月十八，太行山东麓，河南彰德府武安县。
天寒地冻，山间各色营旗大纛沾了露水被冻成冰棱，陕山农民军于太行山立五十七营，骏马在交错的山道间奔驰往返，时不时一声陕北方言在空旷山谷中传出很远。
李自成在湖畔抱着裘袍，寒风扑来将箭衣下摆吹得翘起，露出脚下高靿棉靴，他用端着毡帽的手驱赶坐骑，将马儿赶向结冰的湖面。
他手上的毡帽不是范阳笠，而是曾在古代流行过的军帽，因为系带不怕颠簸，方便在马上使用，不过在万历年间被儒生冠带所取代，已从民间消失。
直到天启、崇祯年间这种帽子才重新在宣府流行，有皂纱、蒙漆纱等多种材质，还有金箔饰顶或悬挂马尾、鹭羽作为装饰。
是宣府武官、捕盗、仪仗兵面见长官时要戴的军帽，有马上取功名的意思，因此被称作宣帽。
随着农民军在山西、河南、北直隶交战长达一年，五十七营中纪律最为严明的闯营与各路官军无月不战，接连杀将破军，建立起无与伦比的威望。
这顶帽子是李自成的战利品，也是闯营大大小小军官们耀武扬威的象征。
李自成看着战马在冰上行走，转身将目光望向南方，缓缓吐出一片白雾，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得更早，也冷得更厉害，京娘湖冻实了，黄河也不远了。
他们要突围。
回到定晋岩禅果寺的营地，李自成牵马行走在石像相夹的山道上，就听后面有士兵报道：“将军，横天王已说服张妙手与马回回等人，决意联名向武安派人伪降。”
李自成楞了一下，重重点头道：“好！”
在太行山范围内纵横五百里的大战场上，朝廷征发各路能征惯战的良才猛将组成精锐集团，对义军形成庞大的包围圈。
总兵梁甫驻扎保定，卢象升率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左良玉率昌平军屯于河南，协剿总兵汤九州四处作战，援剿总兵邓玘手下的川兵效力疆场，还有秦良玉的儿子石柱土司马祥麟、儿媳参将张凤仪率领石柱军，都是精兵强将。
但随着时间推移，义军的优势却越来越大了。
这一年战争对官军与义军双方而言，官军将领们亲密无间，用尽了勇气与材力。
河南抚院七千毛兵乡兵屡战屡败，被打到望风而降，左良玉率军驰援，以孤军转战河南，而后马祥麟率石柱军入河南助战，其妻张凤仪留在彰德府平叛。
而后张凤仪在永年临洺关被义军所杀，麾下石柱军被歼灭大半。
叛军围困汤阴，川将邓玘在外围名叫土樵窝的地方被叛军重重围困，险些被成建制歼灭，左良玉率领孤军驰援，舍生忘死将其从重围之内拔出。
但是在这之后，形势对官军急转而下。
先是痛失妻子的马祥麟责怪妻子被孤军围困时，保定抚院中军孙宏漠、杨芳等将领率军近在咫尺却不救援。
而后邓玘麾下川军已出川四年之久，邓玘曾答应他们打完仗就归乡的承诺没能兑现，朝廷欠着饷银、又在汤阴损兵折将，军法难以再约束士兵，军纪趋于败坏。
梁甫、左良玉、汤九州倒是打得挺好，但眼看合围的大势已经成功，朝廷却派了京营的倪宠、王朴及宦官杨进朝、卢九德等人前来收功。
收功就算了，这帮京军实际上还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
保定总兵梁甫因为邯郸、永年、临洺关一带的贼乱，移营至顺德府协剿，邯郸西山的百姓毁家纾难，父子兄弟结成义勇军，要自请杀贼。
跟着保定军过来的真保巡抚丁魁楚本来想大力表彰义勇，结果发现邯郸百姓想杀的贼不是李自成之辈，而是京营军。
因为京军里有个小营，是王朴父亲王威手下的辽兵，八百多人，按说这批老兵劲卒应该得到良好的照顾和待遇，偏偏王威对他们过分压榨，以至于这个小营调到彰德府一带，就地哗变，全部成了贼。
将领费尽力气招抚，最后也只叫回来一百九十个人，剩下的不回来就算了，他们被长官虐待刻薄好几年，一朝抢了百姓财物，战斗力翻了倍的往上涨，梁甫八千保定兵，硬是剿不灭这六百人。
至于左良玉，骁勇善战乐于助人的左良玉没有报怨什么，只是汤阴城外土樵窝一战，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舍生忘死驰援友军。
京营以外的所有将领，不，是包括京营在内的所有军队，秋季之后都再也不率军搜山了。
疲惫的不仅官军，义军付出了超过官军数倍的代价，数十名首领战死，更是被困在太行山中断绝粮草，仅靠树皮草根稀粥度日。
等到来年，根本不需朝廷发起总攻，他们的人心就会瓦解。
因此渡河，对李自成来说势在必行。
而且渡过黄河，有三个益处，一是河南的水灾、旱灾、蝗灾并发，闹得非常厉害民不聊生，他们进河南能弥补战争带来的人力损失。
二是渡过黄河，遭遇围困的局面自然解除。
至于第三，则是叛军五十七营的矛盾已经空前尖锐，再聚在一起，迟早要自相残杀起来。
叛乱进行到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的出身来源各不相同，有陕北人、关中人、河西人、山西人、河北人、河南人、辽东人、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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