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伟两个月前被一架军用飞机送到这里来。这里汇集了全国最有名的生物、医学学者，很多以前只能在文件上看到名字的真人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多少有点不太适应。
这些大人物对待他们倒是很平易近人，亲切的称呼他‘小杨。’
‘小杨’是这个新建的研究所里的另一部分人。这个研究所里的研究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派，学院派，剩下的就是杨先伟这种曾经接触过传染病患者的研究员。最让他惊讶的是，当时他发在内部网络上的论文居然这里的人都看过，还认为他的论点很有道理。
“小杨，你可以从这个方面进行研究，我们要发散思绪，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住。我们这些人都老了，脑袋都僵了，正是需要像你们这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人来带动我们的研究！”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先生这么跟他说。
杨先伟很激动！他没想到自己的研究这么有价值。
两个月下来，他们的研究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因为没有人找到710传染病的致病因素，传染渠道和它的发病规律，以及克制它的手段。
但是还是有一些发现的，只是这些发现没有经过更多的证实，一些研究学者认为不能草率行事。
提出这个发现的正是杨先伟的研究小组。而且是杨先伟先提出这种可能的，就是这种可能太天马行空了，连那个鼓励他，之后加入他的研究小组的老学者都只能呵呵笑，不敢替他打这个包票。
传染病早期传播时，病人因为不同的疾病死亡。从潜伏期到发病，到死亡，每个病例的时间点和时间线都不一样。杨先伟从自己手上有的那些病例着手，逆推后做出了图表来进行对比。
这个猜测是以他之前的论文为基础的。
杨先伟认为710传染病早期传播时依附于其它已知的病菌之上，改变了这些病菌的发病规律。但是就算是同一种疾病，不同的病例潜伏的时间、发病的方式都有着细微的不同。
他认为710传染病是有选择性的。
这就是病例本身的个体差异问题。
打个比方。
710传染病=X，其它疾病=Z
X+Z有多数变化方式。
1，X+Z=A
2，X+Z=B
3，X+Z=C
……
以此往下类推。
每个等号后面的结果都是不同的。有人病得重，很快就死了。有人病得轻点，还撑了几天。就像红专市第三人民医院早期发疯的那几个人，在杨先伟去之前就听说了这件事。他到了市三院之后调阅了病例，那些发疯的患者之前全都被排除了。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治愈’的希望。
这就是个体差异。
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人生了病，被X+Z给传染上了，但是他最后完全好了呢？
有。研究所的人认为杨先伟的这个论点是能够站得住脚的，确实有可能有的人曾经被传染了710传染病，但是他自己好了，最终没有发病。
杨先伟认为710传染病在传播的时候是大面积的，但发病的人却只是少数。还是以红专市第三人民医院为例。他举了一个曾经近距离接触那几个发疯的病人的例子。
“当时跟那些人同病房的患者，还有治疗他们的医生护士中，最后只有不到30%的人发了病，剩下的全都没有被传染。”
杨先伟说：“我们能不能反向思考一下？既然我们找不到710传染病的踪迹，每次只能看着发病后的人体是被它如何破坏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从那些可能战胜过它的人身上去找原因？”
但是他的提议最终被否决了。因为这牵扯到一个问题：人体实验。
之前他们进行治疗探索和研究710传染病的时候，用的全都是已经死亡的患者尸体和已经发病的患者。这可以说他们是在尽力救他们，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按照杨先伟的说法，他们需要把一群健康的人接到研究所来，从他们的身体里找到对抗710传染病的原因？
这是绝对不行的。
杨先伟先是沮丧，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毫无头绪的研究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他认为这也是一个希望，万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他又打了一个报告，这次他提出可以先征得实验者的同意，以国家名义签署一个协议，给实验者一些报酬或荣誉，并且在实验过程中不得伤害实验者的身体，要给他们安全的环境，还可以答应他们一些条件。
这篇报告被传阅后，上级没有再次一口否决。这让杨先伟心情更加沉重，这只会意味着一件事：事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另一个问题诞生了：如何选择实验者？
不能广泛的、盲目的选择，必须制定出一些标准来。既然打算这样做，为了得到最大的成功率的保证，实验体本身是最重要的。
曾经鼓励过杨先伟的那位老学者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杨先伟成了这个新成立的实验研究小组的组长，他主要负责实验这一块。鼓励他的那个老学者，杨寿成老先生，跟他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次照样过来替他震住场子，坐在杨先伟头上当了个总组长，一些理论问题杨先伟还要请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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