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瀚得到案情报告，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
而且，这还只是初步审讯结果，兵部和都督府正在派人二轮调查。
于是内外朝堂，都感受到皇帝的怒火。不是大声咆哮那种愤怒，也不是情绪阴晴不定，而是像即将下雨时，那种昏暗的天空、令人窒息的气压。
“陕西的巡检兵，西路和北路都烂掉了。”
御花园里，赵瀚坐在池塘边钓鱼：“从上到下，一起烂掉。有实权的，帮着商贾走私。普通小兵，对正经商贾吃拿卡要。不长眼的走私商贩，货物被没收之后，直接被巡检兵给分掉。烂得这么彻底，我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徐颖叹息：“上行下效，人之贪欲就收不住。”
赵瀚说道：“几年前，他们可都是大同将士，是可以舍命杀敌的将士啊！”
全国的巡检兵，基本都是退伍老兵，只有少部分属于就地招募的农兵。这些退伍老兵，伤残的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是超过了年龄（35岁），却还没有晋升足够军职而退伍。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全国的巡检兵都能当正规军使用，且他们平时旳工资待遇不输给正规军。
徐颖没有接话，他不方便评价军队。
赵瀚却继续说：“李春（李鹄翀）此人，我还有些印象，他是黄顺的妹夫，李家村的一个木匠。我们攻占了黄家镇，李春跟几个村民一起，杀了李家村的劣绅主动来投军。第一次攻打吉安府城，李春就已经是小队长。我们带着太监诈城，李春虽没在我身边，却也带着士兵埋伏策应。以他的资历，要是脑子好使点，早就够资格做师长了。”
徐颖说道：“可惜了。”
赵瀚突然问：“是我太苛待功臣吗？”
“不算苛待。”徐颖说道。
早在赵瀚登基称帝之前，朝廷各部门正式组建，官吏俸禄就已经做出调整。
大同官员的俸禄，约等于大明官员的2倍左右。
俸禄不以银钱来计算，而是按任职地方的米麦官价来算。有时候比市面粮价略低，有时候比市面粮价略高，但整体不会差太远，如此就平衡了各地物价与俸禄的悬殊。
比如两个官员平级，一个在南京做官，一个在贵州做官，他们的俸禄都是多少石，但折算成银子就会出现巨大差异。
若是穷地方的官员心理不平衡，也可以存着官票不花，在贵州当官领到官票之后，回南京去兑换成粮食（或银子）也行——俸禄以官票形式发放，面额写明了多少斤，在全国的大同银行都可兑现。
大明的正一品官员，月俸为87石。
大同的正一品官员，月俸为280石。以南京的平年粮价计算，每月工资约为200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随着白银输入增多，南京的银价已经通货膨胀了。但朝廷稳定银铜比价，造成铜钱购买力上升。仅用铜钱来计算米价，又没出现通货膨胀，小民收入可以得到保障）。
都说宋朝的官员高薪，但宋朝的正一品官员，每月的正工资也才120两。
当然，这玩意儿算起来很复杂，宋代官员还有累加俸禄，正一品最多能拿到360两。宋代的最高工资，反而是从一品宰相，正工资300两，全额月工资可达900两。
宋代也就宰相是那么高，算到六部尚书时，正工资已跌至60两，全额月工资180两。
而宋代的末流官员和小吏，在朝廷消减官俸之后，不靠贪污甚至养活自己都难。
赵瀚给全国官吏定的工资，比大明更高，比宋代更低。与此同时，对小官小吏更友善，小官小吏们的月薪，比明代和宋代都更高！
不过跟我大清还是不能比，一品总督正工资180两（年收入），养廉银（年收入）给整出16000两就特么离谱。
像刘铭传做台湾巡抚时，每年正工资155两，比大明官员还低，养廉银却高达一万两！
养个屁廉，该贪还得贪，清朝官员最喜欢去四川。
因为清初四川荒无人烟，朝廷为了鼓励开垦，四川的田赋定额最低，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田赋定额低，就意味着盘剥空间大，清朝官员到四川上任，都是苛捐杂税往死里压榨。在四川做一年官，抵得上在其他地方干好几年。
再说大同朝廷的从龙功臣，不仅赐予土地，而且陆续补上了商业利益。或者是矿山经营权，或者是商业专营执照。为了防止勋臣扰乱商业秩序，一般赐给他们小范围的终端专营执照，比如在某个城市经营一家盐店、烟店。
就像李鹄翀，便拿到长安县一家盐店的经营权。名义上只有五十年经营期限，但这只是便于朝廷掌控，到了年限还可以续期，不犯事又有谁会来收回？
整个西安府城，只有寥寥几家盐店，李鹄翀占了其中一家，每个月都能躺着赚钱的。而且随着陕西人口增长，省城居民也越来越多，李鹄翀的盐店收入也会持续增加。
算上田产、俸禄、爵禄、盐店利润，李鹄翀每年的收入，大概在1200两左右。此外，北方冬天有炭火补贴，平时春秋两季会发全套衣服，平时在衙署吃饭也是免费的。随着今后人口增多，他的盐店收入就越高，年收入直接翻倍都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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