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时空中，农业水平并未有多少改变，虽然徐光启在天津隐居培育推广土豆、番薯和玉米，做足了工作，但时至今日，这种普及推广还停留在很小的范围内，当然，从时间线上来说，似乎距离明末农民大起义还有十来年时间，可历史轨迹早就改变了，许多原来有的，现在没了，原来没的，现在有了，大周某些方面甚至比大明更糟糕，所以冯紫英不得不从更坏的角度来考虑。
自己的应对方略是什么？冯紫英当然早就考虑过。
三十万两银子填牙缝都不够，尤其是在陕西这个粮价都要飞上天的地方，本可以在寻常年景以通州张家湾粟米价格买到三十万石还有多粟米，但现在居然只能买到五万石，所以越多的银子涌进来粮价还会不断上涨，关键在于要有足够的粮食来把这个价格打下去，这是其一。
但即便是有足够的粮食进来，把价格打到了寻常年份或者略高一些的价格，对于广大的灾民饥民来说，身无分文的他们一样也买不起吃不起，这又是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仍然如一对余温未尽火种，一旦有合适的条件诱发，又是一场大火。
所以其实要想平息陕西的战乱，太难了，这也是为什么明末时候为什么山陕河南乃至湖广的各方义军不但的剿灭而又复起，因为那个时候乱军和百姓已经分不开了，除非肉体消灭，只要存在他就要吃饭，没饭吃他就只能去抢去夺，百姓就要变成乱军，就这么简单。
等到潘汝桢离去，冯紫英才独坐在堂中默默思索，汪文言送走了潘汝桢进来，随后吴耀青也进来了，堂中只剩下三人。
应该说汪文言和吴耀青已经用这几年的表现赢得了冯紫英的信任，他们已经成为冯紫英的集幕僚、智囊、情报官为一体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他们二人，冯紫英事无不可言。
“莫德伦和邱子雄那边态度如何？”冯紫英轻声问道。
“还有些纠结和挣扎，毕竟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很难，邱子雄好一些，他的性格要粗犷爽快一些，莫德伦考虑更多。”吴耀青面色沉静，“但他们应该别无选择。”
冯紫英轻轻叹了一口气，“陕西的局面走到这一步，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朝廷有责任，地方官员有责任，军队有责任，老天爷更是有责任，这多方面带来的几十年制度体系的积弊，更是责任，有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选择一种更荒诞更离奇的方式来摧毁看起来和很正常的制度架构塑造起来的结果，然后还要把自己撇干净，这何其荒谬？”
汪文言也问道：“那需要再等一等么？”
“不能再等了，乱军渡河就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这是山西生乱的先兆，如果平阳那样不是和这边一样压抑待发，几千乱军未必就能卷得起这么大的风雨。”冯紫英满面忧色，“陕西这边我们毕竟拿出了对策，但山西那边我们就爱莫能助，可真的要袖手旁观么？心理上似乎又过不了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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