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对郑森感兴趣，并非一时兴起，实在是最近朝廷稍稍有了喘息，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髡贼了。
前年髡贼攻占广州，席卷两广的时候朝廷便商议上南征之事，只是朝廷在两广一溃千里，原本部署在两广的营兵卫所几乎全军覆灭，连两广总督熊文灿也只是率领着少数残兵败将逃入湖南境内，苟延残喘至今。
丧师失地，丢弃两省，要要是以前，熊文灿早被问责下了诏狱，此刻大概连人头都烂光了。崇祯所以留他到现在，一是封疆事重，不肯轻易易人。更重要的是朝廷无可援两广之兵，能控制局面之人。
他多次想过要把熊文灿捕拿入京，下天牢审问。但是温体仁劝他目前可以对付流寇的文武大臣不下十几个wag，能和东虏一较高下的也有那么几个，唯独知晓髡贼情况，和髡贼打过仗的官员极少，王尊德已经去世几年了，只有熊文灿这么一颗独苗了。所以，他只能捏着鼻子让他“戴罪立功”。
崇祯对髡贼倒不是一无所知，这些年来零零星星的奏章、塘报和厂卫的秘奏中多少窥到了一些这个棘手敌人的面目。特别是进呈御览的《平髡手记》，他读过多次。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对手，既不同于东虏、流寇，也和倭寇、红毛不同。朝野上下，对髡贼的所有了解就来自于这本小册子。这也是他不得不容忍熊文灿至今的原因。
去年他向阁僚们透露出讨髡之意，除了温体仁之外，阁僚们对此都态度含糊，颇有不赞同之色。说来朝廷当时内忧外患，也根本顾不上遥远的南方战事。
不论髡贼有多棘手，“讨髡”都必行之事。否则他无法面对朝野的汹汹物议，后世子孙又会如何看待他这个皇帝？虽说当初宣宗皇帝弃守过安南，但安南只是化外之域，算不上失地。两广却是位列两京十三使司从太祖皇帝手上下来的江山，岂能在他手中丢弃？！朝廷丢失两个布政使司，若不兴兵讨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不成了笑话，接下来那些日渐跋扈的武人们还会把朝廷放在眼中吗？
身为帝王，有些苦衷他不能与臣工们相谈，只能暗暗叹了口气。
这些日子，除了内阁已经议定从崇祯九年起加派“粤饷”之外，择何人为督师，调动哪些兵马，尚未有定论，他一向倚重的温体仁的态度也颇为暧昧。言辞之中，透出希望“抚”的意思来。
以朝廷目前的局面，“抚”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只是直觉告诉他，髡贼的胃口恐怕非常大，等闲的条件他们是不会答应的。就算如阁僚们所言，许一个琼州府他们也未必会满意。何况割地之事，群议汹汹，此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光是想一想皇帝就不寒而栗。
唯有让髡贼知道了朝廷的力量，他们才有就抚的可能。
说来也是可笑，东虏所据是东北苦寒之地，老奴当初只是李成梁帐下一个小小的亲卫，部众数百，披甲者不过数十。自打祖父晚年起兵，不过二三十年，打得朝廷节节败退尽失辽东；而这髡贼，听闻初来时亦不过几条大船，几百人众，漂泊至琼州这个南陲僻壤，以工商勉强存身，如今却练出了精兵强将，一举席卷两广。朕的大明徒有万里江山，亿兆百姓，万千的文武官员，却奈何不得一北一南这两大蛮夷，不得不动起了“抚”的念头……
想到这里，皇帝的内心一阵凄苦。他始终不明白，大明明明十分强大，却落到如今这样的局面！
田妃见他用完晚膳之后也不说话，面目怔忪。知道他又在担忧国事，怕他用餐之后忧愤积了食，忙拿话来转移他的注意力，说起了最近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神医”“仙药”。
京师虽然规模宏丽，但是因为人口众多，加之地处北地的终年受到风沙袭扰的困扰。城市环境却不敢恭维。早年国力强盛，有司称职，对环境卫生还有所管理，王朝末年人心不定，社会秩序紊乱，原本的管理制度徒具虚名。最近几年因为东虏入境劫掠，城里又涌入了大量人口，传染病四处流行，腹泻、咳嗽、发烧……虽然传染病主要是在缺少干净饮用水和环境恶劣的下层百姓中流行，但是达官贵人们并不能独善其身，患病的人很多，官员们为此告假的也不少。只不过按照17世纪的标准，这还够不上“瘟疫”。
田妃的父亲也染病了，一度病势还颇为沉重，惹得田妃担心不已，但是宫规是不允许妃嫔省亲探望家人的，即使是亲生父亲也不行。只能让人从御药房配制一些药物送到家里。前不久，终于家人来禀告，父亲的病已经好了，据说是服用了神医的药，原本止不住的腹泻竟只两日便停了。
这位神医开出的药物服用之后疗效显着，特别是咳嗽、发烧和腹泻，可谓是立竿见影。故而在京师立刻引起了轰动。连身在深宫之中的皇帝也有耳闻――毕竟东厂和锦衣卫的日常业务之一便是报告市井消息。
崇祯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京师达官贵人云集，既然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也有三灾六难，所以向来是和尚道士相士神医们最热衷来得“上方宝地”。冒出一位“神仙”并不新鲜。只要他们没有“妖言惑众”，一般也懒得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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