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既然传统意义上大唐沿袭下来的四夷九边基本都已经初定，剩下还有没有平定的（比如南诏、青唐）也暂时不足以为患了。所以按照与那些不断劝进的臣下们最终约定，周淮安距离坐上那个位置的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倒计时。
但是周淮安还是想最后挣扎的努力一下，比如在最后这段回程的道路上继续多巡游和盘桓一些时间，再多多的亲历和监事一些人和风物；所以，他干脆以考察民情唯由下令逐渐放慢脚步下来，在路上多绕一点距离，沿途城邑多停留一些时间才好的。
而在这一路上，周淮安也顺势抛出一系列新的条例法令。比如颁布《太平新历》，取上古三代之治的周召共和（公元前841）为起始元年，迄今1937载的华夏共和纪年；然后，搭配太平新朝历代天子即位期间或长或短的年号，构成二元制的对照历法体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统一标准和细化各种度量衡、时间单位，为将来的天文、水利、地理测绘和主体科技发展方向奠定相应的基础。
颁布《分道令》，将晚唐以来因为藩镇割据而变得混乱错杂的行政区划，重新整合统一成道（路）——州（府）——县三级体制。既在原有的天下十五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西道、剑南道和岭南道、黔中道。）基础上，划分为二十六路。
既安南、岭东、岭西；湖南、荆南、峡江；西川、东川、山（南）西；山（南）东；江西；浙东、浙西、宣歙；淮东、淮西；淮北、河南；河北、燕山；河东、河中；关中、朔方；陇右、河西；比同后世行省一级的常设统治机构。
颁布《职制令》，规定新朝以民政、宣教、司农、工造、提刑、职事、戎务、转运、财计、都察等十三省台（尚书、左右侍郎），及二十一直属部（总长、次长）；所组成的执政联席会议（政事堂）和不定期召集的内廷会议（小内朝），商讨和决议国家运作的日常事项。
拟定第一任总理事务大臣为樊绰，第一（左）副大臣为陆龟蒙、第二（右）副大臣为丘宦；其他人依次为现有的十三分司及诸曹、厅、院、局、署、处、科、房，直接转任当下。但相对独立的一（镇反）会、两部（社调、敌工）一（内保）处，依旧保持原状。
于天下二十六路，设置（内地）布政使/（延边）安抚使、（财赋重心）转运使/（普通分路）度支使、（望要区域）按察使/（普通地方）提刑使三大司；直接掌握和维持住一路下辖的十余州到二十余州，汇聚起来的大多数行政体系运作需求。
又有（望要重点）巡察使/（边远地区）采访使、（人口密集）学政使/（人口稀疏）提调使、（内陆）营田使/（边疆）垦拓使，营造使，等四位次一等的使职；负责分理监察采风、宣教文选、军民屯垦/农渔林牧、工（厂）矿（山）运营等重点事务。
然后以原有的十五道基础，为中央设置的御史院监察区。另外在广州、江陵、成都、扬州、越州、凉州、徐州、幽州、冀州、等十五个各道的经济中心，而别设政治等级高一等的直辖府治（正尹、少尹），行政区划比同两京的赤幾诸县。
在路与州之间，又有按照实际需要别设的经略使（战备），戍防使（守边）、镇平使（平叛定乱）或是讨击使（局部攻略）等；乃至因为形势的需要而在延边地区以行政主官临时加设都督衔，以为统筹跨路之间的大战区军政全局。
至于作为周淮安个人名下服务的诸多承发厅、机要科，比同前朝的宗正寺、秘书监、殿中监等等功能的一干内属部门；还有若干（都城）近卫、（皇城）内卫和教导营（军官团）、（掷弹）模范营、少兵队（士官种子）、打击军（炮兵）、战工营等序列，就不再法令可以公开的范畴之内了。
颁布《军事令》，改大都督府为军机府，常设左右枢密使（主官）、（日常轮值）副使、（马步水射淄工个兵种）知事等各职，所辖技术兵器部队和近卫、内卫编制以外，天下二十六（野战/机动）军序和十五处戍防区、各大建生兵团的战备防务，及人事选拔、考核、风纪、勤务诸事；
而日常军队建设的编制、营训、兵役、装备、后勤则归于十三省之一的戎务省（行政管理）；军事院校管理及参谋赞划、情报判研和方案推演，则归于被升格为三参府之一的参谋府。此外，还有对军队的秘密监察及士委会等组织的则属于内承值房。
在战时则抽调各军的若干营团，及中枢直属的打击军（炮兵）、战斗工程营等技术兵种，搭配相应的戍防区组成专门的征伐部队，委派将领当任正将/统将或是兼领使职，以为就地临阵指挥职责；乃至在涉及国家层面的战役时，纳入其他部门代表而成立专门统筹全局的大本营。
颁布《货币令》，逐步按照从南道北的顺序逐步废止天下流通的各色财帛等物，统一以太平新钱的金、银、铜诸宝，为基础结算单位和市场物价的基准参照物；同时接受民间旧有历代钱币的兑换（回收），发行大面额不记名的防伪钱票和电传汇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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