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对严谨周密的大体制度和约束、追责体系给逐步到位的奠定下来；好过放养式得等到将来官僚体系成熟和自洽到一个程度后，就只能在求稳式的顾全大局下，零敲碎打的有限修修补补了。
这也就体现出一开始筚路蓝缕的白手起家，自行培养和发掘起来的人员人才基本盘；与那些到处收降纳叛而吸收进体制内来的旧属留用人员的最大区别了。
前者在稳步上升的过程当中，只要考虑如何从无到有的接受和不折不扣的应对新事物；也许会出现不少偏差或是走上弯路；但只要大致发展方向不出问题的话，在体制良性运作的激励机制下，最终还是会走到理想的正轨上来的。
但是后者往往就会随着改换门庭的过程，将大量就有体制的隐患、弊端、旧习、等等包袱和负累，给积少成多的带到新兴的集体中来；也许在短时间内还不至于显露出来。
但是一旦集体的事业遭遇到低潮和挫折，那这些本身带有投机和苟且性质的存在，就很容易在相应位置上变成拖后腿，甚至是分裂、内乱的逆向作用力了。
所以自古以来得国之正莫过于犁庭扫穴式的扫平天下的雄主们；而不是那些玩上层政变和篡夺，而看似相对轻松简单夺取国家政权的司马氏、杨氏，甚至是赵氏之流。
因为他们直接用暴力和肉体消灭的方式，直接或是间接摧毁了末代旧朝，所留下来积重难返的大多数事物和盘根错节既得利益阶层；得以轻装上阵式在相对干净的新版图上，相对轻松得完成新朝奠基的基本架构。
如果，这些开国君王顺便再轻徭薄赋的与民修养生息，乃至鼓励生产和督促开发无主荒地，便就是开创一代盛世明君的基本前置条件了。
而后者则是直接继承了旧朝体制内的大量弊端和隐患，作为政治遗产的一部分继续不断的发展和积累起来；也因为并非是压倒性力量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同样也担心被别人用相对取巧的政变手段夺走；所以不可避免将所掌握的资源，大量用在内部维稳和制衡现存派系，乃至收买既有的利益阶层上。
于是，在对外的政治军事、乃至民生发展上，就不必避免的随着资源调剂和投入的锐减，而出现各种严重的衰退和败落，然后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又进一步催生了，对内镇压维稳资源的居高不下。
乃至逐渐演变成为诸如北宋“三亢”之类体制内畸变化的架构。或是体现在对外战争的败多胜少，国内的农民暴动频繁，而总是在自己国土上保持上所谓的“胜率最高”。
就好比后世那些皇宋吹手和真爱粉们，总是吹嘘我大宋国家收入如何之高，都城居民生活水准如何的优质，却基本上无视历代以降最为繁重的赋税和高物价下，挣扎死去或是奋起反抗的万千蝼蚁小民。
直到这个越走越窄的死循环彻底崩溃，或是被天灾人祸、外族入侵等外来因素突然打破。于是就有了靖康耻，又有风波亭和绍兴和议；就算没有辽国的岁币，却还有金国来割肉放血；等没有了金国的割肉放血，又又蒙古来狼吞虎咽。
这看起来是颇具某种无奈的偶然和意外，却有充满了各种积累下来的必然因素。虽然宋粉总是要哀其不幸的感叹，大宋真是何其不幸的在一个比一个牛逼的对手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是用后世新朝太祖的一句话说，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落后不仅是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还有国家至上而下的精神面貌和体制运作，资源产出和动员效率等一系列因素的总成；自己立身不振又怎么指望身强体健，而具有足够的肌肉和威慑力。
若是本身从性格根子上，就是只会窝里横的怂人窝囊废的话，就算靠老天给他怎么换对手来陪练，还是免不了挨打受欺负的。而周淮安身为穿越者的眼光和见识，最起码也不至于比这些成功范例更差劲才是。
而在场负责汇报工作的米宝声音，将周淮安的思虑再度给拉回到现实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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