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唐代岭南手工业较之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生产部门增多，矿冶、陶瓷、制盐、造船等在国内占有一席地位；生产技术也有提高和创新，出现一批质量较高的产品，畅销本地和外地，其中陶瓷业、丝织业受海外市场的刺激，产品大量销往国外。
后世有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谓：“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随着桑、棉、麻、苎、葛等作物的扩种，唐代岭南纺织业有了较大发展。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
广州亦是南方与扬州、洪州、明州并称的著名造船中心之一。天宝二载，海贼吴令光犯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朝廷命岭南采访使、南海太守刘巨麟率水师北上征讨。时扬州大云寺高僧鉴真准备第二次东渡日本，以正炉80贯钱向刘巨麟购得军舟一艘，载中日僧人17人，舟人18人，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20人，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
德宗兴元元年，杜佑为岭南节度使，在广州督造战船，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游艇、海鹘6种，“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橹、帆、席、絙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
而民间还流传有一种源自波斯湾地区，而不用任何钉子和榫卯的拼合船，传入桄榔纤维缝合木船的技术，唐代诗人刘恂称，桄榔树“生广南山谷，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树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
时人还因此发明了用“橄榄糖”填塞船缝的方法：“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牢于胶漆，著水益坚耳”
另外，
唐初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使用铜钱，兼用布帛谷粟，但岭南因为长期通海外贸的缘故，依然维持两晋以来使用金银的习俗，杂用铜钱。因此，民间的金银流通和积存量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根据后世在敦煌发现的《天宝地志残卷》所记载的各郡公廨（衙门办公开支）本钱数目，岭南共有65郡，公廨本钱用铜钱的有18郡，用白银的有33郡，其他则是混杂使用。
会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金银乃是海内寰宇比较公认的通货计量标准；而随着丝瓷茶纸等大量特产出口，而海外金银货币的流入。与唐朝贸易的阿拉伯、波斯等国广泛使用金币，外商把波斯钱币、阿拉伯金币源源不绝带进广州，为岭南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银货币来源。
这些输入岭南的金银称“南金”。权德舆《杜公（佑）淮南遗爱碑并序》云：“其镇南海也，南金象齿，航海贸迁”。权氏《徐公（申）墓志铭》谓：“溟涨之外，巨商万舰，通犀南金，充牣狎至”。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曰：“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海舶到岸，外商以金银购买中国产品，导致金银增多和长期金价下跌。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岭南为唐代重要金银产区。《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记载土贡金银的州有73州、68州，岭南分别有39个和47个，各占全国的61.9%和69.12%，根据史料，大多集中在西江沿岸诸州。
唐人刘恂谓：“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木箕淘金为业”。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之三云：“洞丁多斵石，蛮女半淘金。”且注：“端州斵石，涂涯县淘金为业”。还有记载说，广州浛洸县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致富矣”
中唐以后国内多次禁采银矿，惟岭南不禁，任其自然，不加干预。如元和三年六月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以鼓铸，银者无益于人；权其轻重，使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它州，官吏论罪”。
所以说这岭南道也是有唐一代最大，亦是最主要的贵金属来源地，而且没有之一；虽然在西北地区，还有来自西域丝绸之路的贸易输入，但是依靠骆驼和马队来维持的商业活动规模，从始到终还是无法与海路上整船整队的数千里航运效率所相媲美的。
而且因为晚唐以后安西、北庭乃至河西、陇右的大片地区相继沦陷，西北丝绸之路的贸易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算有三十年前吐蕃覆灭，和归义军光复河陇而重新内附朝廷，但断绝的商路却依旧没有能够恢复起来；
因此，朝廷对岭南海路贸易依赖的比例，其实要比初唐和中唐更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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