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或者说香港，你在街道上抓个阿伯，他腰里都有几百块钱，除非你运气真是不好，但有钱人一般来说都有，很多的人还形成了定期买马的习惯，必认为这是一种胜则欣然败亦喜的精神境界。和大陆人每期都买上一组固定的号码撞大运是一样的。可是古代不是这个样子的，小民百姓能有一点收入就不错了，大量的富贵和财富都是掌握在了那些高层人物的手里。在基督山伯爵里，一个红衣大主教留下的一部分财产，就庞大的一下子塑造了一个资产过亿的基督山伯爵。让他有足够的实力心力和权利可以自由自在想怎么就怎么的去报仇。由此可见古代的财富凝聚力是多么的惊人。全在那些上层人物的手里。
北秦伯办的这个马会，其真实目的，也就是向那些有钱人伸手，让他们去赌钱。黄、赌、毒永远是最赚钱的，黄是不要提了，古代的野蛮与残忍让这种钱来的太容易了，它成了权利的一部分，有了地位有了权利就自然有女人。还有就是毒品，这一条也可以略去，没用。唯一可以称道的就是赌了。但你不可能想象几百个几千上贵族去大肆的赌博。但是相对的，赌马就成了一种必然。战国之时，武风横行，身为一个贵族，身上佩剑是一件必然之事。至于骑术，那更是要人人会的，会骑马驾车，是上层人物的基本要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人推行，那么这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如此一来，北秦伯就可以从这些真正的资产垄断者们的手里通过赛马得到大量的钱财。所以话说回来，还是一个要钱！北秦伯很穷呀！
一匹快马进入栎阳。马上的骑士跳下了马，或者说是力尽从马身上滑下的。他叫道：“见左庶长大人……”只是片刻，两个卫士扶着他进入了秦国左庶长的官邸。也就是卫鞅的行政府台。在这里要说一下，卫鞅是左庶长，更是开府左庶长！开府，在东方各国里，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治国机构。因为一位国君，往往并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如果把国家大事都交给国君处理，就有可能会出乱子或是错。这一点在古时战国已经让人意识到了，所以才会有丞相开府理政的这一规矩。一切都有丞相开府理政，而国君只要看着不出岔子就可以了。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国家没事是国君的英明领导丞相的克勤持俭，要是出了事，那就是丞相的理政不当而出事！罪责在丞相，与国君没有半点儿的关系！
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秦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
秦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秦公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秦公虽然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
秦国尚左，和东方尚右不同，在东方，右比左大，坐在右方的人是比左边的人更贴近国君的心声。但在秦国是反过来的，在秦国的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
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秦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就是要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开府属官里，景监做左庶长府的长史，车英做左庶长府的卫尉。这两人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却具有不同的才能特点。景监有政事才能，虑事周密且很有担待，出使魏国和洛阳，已经隐隐然有了大臣风范。他做长史，可以为卫鞅挑起所有琐细烦剧的国政事务的重担。车英则对军中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他做左庶长府的卫尉，非但可以给卫鞅提供军旅变法的许多情况，更重要的是，卫鞅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护卫力量。这两个干员做卫鞅的左膀右臂，卫鞅的左庶长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构架轻巧而又具有最高出政效率的变法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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