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上，世人皆知当时赵匡胤决定立都开封是个错误的决定，而其也意识到了这点，曾有意迁都洛阳，甚至连皇陵都选择在了离洛阳更近的巩义。但是由于其的暴毙及以赵匡义的为首的群臣反对，始终没有能够完成，从而也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长城非是一日建成，而开封的尴尬位置也非一日铸就。战国魏惠王为躲避西方秦国的侵扰，又能同时向东进取，魏国都城由安邑迁至仪邑，称“大梁”，开封城市历史从此开始。而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貌似强大，实则危机重重，韩魏交恶则河西必丧于秦，加之向东又败于齐，魏国由盛转衰。
但当时开封地势低平，易积水成涝。魏惠王建都大梁以后，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开封城市的治水引水工程。其自荥阳引黄河水入圃田泽，然后开大沟，引圃田水东流，经大梁城北再折而南入颖水、涡河，形成沟通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的鸿沟运河。
这道鸿沟对开封的城市命运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由此大梁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中心，各河道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大梁因地处鸿沟水系的中心，成为了中原水上交通的枢纽。形成所谓“北距燕赵，南通江淮，水路都会，形势富饶”的形势。此处通向南方诸地，一旦南方叛变，梁国可以先作抵抗。
此外鸿沟建成以后，还提高了开封地区的泄洪能力，排除了附近的积水，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促进了魏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仅数十年间，大梁附近已成为魏国主要的农业区，魏国政权也因此得以稳固。而也为城池构成威胁，后来秦将王贲久攻大梁不下，便引鸿沟之水灌城，历经百年繁荣大梁城市惨遭破坏，魏国也就此灭亡。
隋朝建立后为加强南北物资运输能力，隋王朝开挖通济渠，由洛阳开始，引谷水、洛水达于黄河，经过一段黄河后，于板渚引黄河水东南行，经过开封城下，到现江苏盱眙县北入淮河，沟通了当时全国北方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和鱼米之乡淮扬一带，逐渐成为了一条富饶的血管中枢。汴州位居该渠咽喉，在漕粮的运输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再迎来一次新的生机。
唐朝开封除了具有水路交通的枢纽地位，还是陆路驿道的枢纽。从西安东行至洛阳后，再向东、东北、东南行，有三条主要驿道，其中两条都必须经过汴州。特别是去当时唐王朝的财赋要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江淮地区，必须由此经过。从那时起，汴州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国内水陆交通重镇和国家经济命脉的总关卡。
安史之乱之后，为避免因漕运中断而使首都受困，唐王朝特别在此设宣武军，重筑汴州城，汴州成为中原的军事重镇。唐后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悬殊，北方对南方财力的依赖越来越大，汴州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当时人称：“大梁当天下之要，通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唐末驻在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夺了唐的政权，建立后梁王朝，都汴京，称东都。开封再次成为国家首都。后梁之后相互更迭的政权中，除了后唐迁都洛阳外，后晋、后汉和后周均以汴州为都，称东京。后晋开始，开封确立了首都的地位，在这些王朝中后周皇帝周世宗对开封城改造的影响更为深远。
周世宗不仅重新对开封城进行规划建设，修建开封新城，扩大外城，扩宽城市街道，他还注重兴修水利，疏通汴河，恢复之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后周东京城的修建为北宋东京城市布局奠定了基础，且为开封取代洛阳，一跃成为行政中心城市开辟了道路，开封的首都地位易发巩固。
入宋后，建虽然长安、洛阳在连年战火中饱经摧残，令开封有机会在五代时期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当真要付诸行动时，赵匡胤不是没有犹豫。诚然开封水陆交通发达，有利于控制广大关东地区，且经历五代时期四朝的建设，城池宫阙已经相对完备，但这里不是没有隐患。
从地理上看，开封四周几乎无险可守，是典型的“四战之地”，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非常不利。为了弥补开封地理上不利防御的弱点，宋朝必须在都城驻屯重兵加以弥补。弃了建都长安或洛阳，北宋开始着力开发开封这座重要的水城。当时的东京汴梁有惠民河、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从东京城里穿过，人称“四水贯都”。而东京就成了汴河、黄河、惠民河和五丈河漕运四河的中心。
黄河的分支汴河为开封送来了繁荣昌盛，然而也不能忽略黄河一直以来的隐患。由于长期的农业开垦，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从北宋开始，黄河携带的泥沙量明显地在河道内堆积，并不断向南变道逼近开封，而其附近繁密的水道也成为了黄河泄洪的最佳渠道。
黄河的多次泛滥，使北宋时期以黄河汴河为主的“四大漕运”都因黄河水害而淤没，也改变了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使曾堪称“北方水城”的开封的周边成了茫茫一片沙海。后期战争的频繁，使得黄河多次改道，在开封地区多次决口，而后蒙元又把大运河进一步东移，不借道河南而改走鲁西南，至此开封的衰败已是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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