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明的Ｐarty很成功，被他强拉来参加Party的蒂姆、杨至远和拉里，从那些刚毕业的硕士、ＭＢＡ里相中了七个实习生，而珍妮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人都现实，见李家明开个Ｐarty都能帮人介绍好工作，他在学校里又多了一大帮人跟他打招呼。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珍妮居然拒绝了Ｙahoo的实习生机会，决定继续攻读斯宾塞教授的博士。
有勇气，如果这白妞不是一时冲动，这勇气真可嘉，要知道斯宾塞教授是出了名的反对给同性恋者合法权益。
可让李家明更没想到的是，斯宾塞教授对他这学生表示欢迎，但并不同意让他参与经济信息学方面的理论完善，而建议他专攻新兴经济。
这怎么行？这位大师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创立、发展了经济信息学，如果不研究经济信息学，李家明不等于是白读四五年？李家明虽然喜欢上了学术研究，但看重的依然是功名利禄。加入教授的团队，参与完善经济信息学的理论，那是可以名垂经济史的！
可斯宾塞教授也有他的看法，读博士不比硕士，即使是在特定的方向进行研究，也一样要参加大量学术研讨会，发明自己的观点、学术成果，可能涉及的问题会是方方面面的。李家明是企业家，如何与人探讨一些敏感话题？
就比如斯宾塞教授反对的同性恋问题，他可以尊重珍妮她们这一类人的自由，却不代表他会接受，他能表这个态，因为这是他的自由。
李家明行吗？
不行，他是企业家，如果他公开表示反对，起码会失去4－5%的同性恋客户、30%以上的同性恋问题支持者。爱乌及屋，反过来就是恨乌及屋，同性恋者或是他们的支持、同情者，会去购买一个反对他们的人的产品？
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现在加州很多人鼓噪，要求州议会通过一部法律，让任何公立部门都按人口比例，给各色人种留出工作岗位，以保证公平竞争。斯宾塞教授就数次在公开场合反对，他认为这种法律本身就是歧视有色人种。
再比如，加州议会正出台的最低工资条例，也被他和一大批经济学家抨击。认为那是妨碍雇主雇佣员工的自由，极有可能加速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
等等诸如此类，斯宾塞教授可以表示反对或赞同，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研讨会上，因为这是他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而李家明照样不行。有反对者就会有支持者、不持立场者，他不管是站左中右，都会得罪另外两拔人，而且他的观点一传出去，再经过对手、媒体的加工，首先受打击的将是ＨＨ公司。
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指的是你个人的自由，当你已经不代表你个人时，如何还会可能有所谓的自由？
李家明还不能保持沉默，因为保持沉默就是默认，照样会被竞争对手宣传、打击。因此，几乎是所有的企业家，不会轻易就敏感、有争议的话题发表看法，他们只会模糊其辞、媒体也会有默契地不问。
“Ｍing，我可以指导你攻读博士学位，但你如果想研究信息学这样与现实结合异常紧密的学术理论，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想清楚了吗？政治人物需要讨好选民、企业家需要讨好客户、学者则要坚持学术诚实，这其中的界限是几乎不可能跨越的。你想去尝试跨界，那就只有从事不敏感的新型经济研究，这也正是你的长项。”
美国大学里教授与国内的不同，指导学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而非是权利。李家明在学术和事业方面的表现都异常出色，斯宾塞教授希望他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学校增光添彩，但出于他的专业素养，他又必须把学生或许没想到的一些问题指出来。
“Ming，我想不明白，与其你花四五年的时间，拿一个对你事业并无多大帮助的学位，何不一心做你的事业？”
如果这是在国内，面对萧大人那样的导师，李家明很容易用‘读书可以明智’作为理由糊弄过去，因为对方深谙‘成功学’，但面对斯宾塞这样的美国人，却不能找借口。问题的关键，还是双方的文化差异，美国是个诚信社会，只要你失去了诚信，整个人都会被否定，这是作为公众人物的李家明不能承受的后果。
坐在斯宾塞教授的办公室里沉默良久，李家明只好放弃追随教授研究经济信息学的念头，转向研究互联网、物联网衍生的新型经济。可即使是这样，斯宾塞教授依然劝诫。
“你确定？Ｍing，我不太了解你们东亚的文化，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观点。我们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钱，那些改变世界之类的话，只能是一个口号而已。
只有通过一种具体的工具，将个人的成就、贡献量化，才能促进这个社会更好的进步。在没有找到更好的量化工具之前，金钱无疑是目前最好的工具。”
这话很世俗，可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经济、金钱，可不就是彻底的世俗化？这也是为什么知识分子都是左派，唯独经济学家是右派的原因，因为他们都习惯用冰冷的数据、逻辑推理说话。他们向社会提供的建设，永远是最理智的，却永远不会是最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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