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良新、赵义三人按照镖主吩咐，将一车镖送到当朝丞相张邦昌府上，张邦昌听说自己的镖已经押到，心中欢喜非常，这趟镖来的太及时了，这是他近年来讨好皇帝最重要的器物。
因为，自武科场之后，宋徽宗对他很不满意，钦犯岳飞没有抓着不说，还让为国举才的机会险些酿成哗变，对相州刘浩送来的折子，徽宗随手扔到一旁，自顾自地鉴赏起书画来。这让张邦昌心中非常郁闷，回到府上与夫人谈起这件事，莫不是胆战心惊。
夫人却言道：“相爷，这是好事啊！皇上对梁王的案子不感兴趣，说明皇上不再追究岳飞逃走的事情了，岂不是更好。”
张邦昌怒道：“真是妇人之见，梁王又不是我杀的，皇上追究我什么？要知道，皇上对梁王一案不感兴趣，就是对我张邦昌不感兴趣。”妇人听后默然。所以，张邦昌绞尽脑汁想讨徽宗欢心。
这一日，张邦昌坐在家中，有人向他报告说，秦凤路发现失踪的第十面石鼓，张邦昌听了，简直如同醍醐灌顶，高兴非常。
他知道，这是徽宗皇帝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东西，自己要是先得到它，然后献给皇帝，那一定让皇帝对自己另眼相看。得到这个讯息，他立即派手下得力干将前往秦凤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石鼓得到，运回京城。
那位看官问了，石鼓为何物？为何连坐拥天下的宋徽宗都想得到它，这里，笔者有必要向读者作个说明，也为拙作做个铺垫。
石鼓全名为陈仓石鼓，唐朝初年，因其在陈仓石鼓山出土而得名，形状如鼓，石上刻有古怪的文字，均为先秦国君猎祭时的应用之物。以篆文刻四言诗于石上，记述先秦国君立国创业、发奋图强的事迹，有“刻石表功”、“托物远传”的功效。
这一传，竟然传了2500多年，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根据诗文的前两个字分别命名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这石鼓既是中国最古老的石刻，也是中国最早的书法摹本，是研究人文、历史、政治制度、书法、篆刻的重要物证，让许许多多的文人骚客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经杜甫、韩愈、韦应物等人写诗颂扬后而名声大噪。
直至唐朝灭亡，十只石鼓流落民间，后被司马光之父司马池获得，据史书记载：宋代司马池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佑年间，向传师始得其全。
宋仁宗对石鼓的喜爱，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研究石鼓的造诣非常高深，是历朝历代皇帝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就算是好多史学家只能步其后尘，望尘莫及。
而向传师献给仁宗皇帝的石鼓，也非真正的陈仓石鼓，因其献石鼓有功，他骗得仁宗皇帝的一顶知县乌纱，结果被仁宗识破，不仅丢了乌纱帽，而且还丢了卿卿性命，至此，第十只石鼓再度流落民间。
九只石鼓一直存放于保和殿中，宋徽宗除了观赏艺妓李师师的歌舞外，没事就琢磨石鼓，时常喃喃自语：“十鼓而缺其一，憾也！”对石鼓的喜爱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张邦昌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悄悄派人到向传师所在的地方搜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荒废的村庄里发现这只无字石鼓。
那位看官问了，石鼓缘何无字？前文不是说了，每只石鼓都按前两个字命名的吗？不错，唐朝出土时都有文字，也有唐人对石鼓进行拓印，而这只流落民间的石鼓，被不识货的老百姓当作磨刀石，经年累月进行打磨，上面的字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古人的遗憾，也是后人的无奈。
张邦昌的心腹搜到这只石鼓后，立即向张邦昌报告，张邦昌喜出望外，为讨好宋徽宗，张邦昌极尽巴结之能事，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查石鼓，也带动了秦凤路搜鼓的风潮，无辜的百姓却遭了殃，只要谁家有点像石鼓的房基石被看中，官府硬是*着百姓拆房；弄得秦凤路一片狼藉，民怨载道，石泉的父母就是死在这场搜鼓风潮中，石泉得知父母被官宦人家*死后，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气之下与义兄吉青杀了狗官，逃身在外。
张邦昌的心腹搜得石鼓后，知道石鼓的重要性，他寻思：动用官兵反而是树大招风，不如请个镖局悄悄将石鼓送往京城，这样最妥帖。
所以，他就请了宁远镖局的镖师押运石鼓，本来说好由老镖主亲自押送，第二日又来了一个面白如玉的中年人，自称是张相府的人，交了雇金，随行的人抬着一物，交给镖局，由他亲自将物件放入镖局的车上，他点名让董先、良新、赵义三人押镖，说是这趟镖太重要了，为了遮人耳目，鱼目混珠，老镖师从另一路押送去京城，你们三人押的才是真正的标的。
就这样，董先、良新、赵义三人小心翼翼地将标的安安全全地送到丞相府。一说石鼓运到，张邦昌像一个久未喝奶的孩子，心中抓狂，立刻命人将石鼓运到内屋观瞧，让家人招待董先等三人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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