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宾智谋无双，可比汉之张良，但终究受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制约，难免有料算不到的地方。究其根本，他是赵郡人，纯粹的北方佬，即便曾经跟随石勒在江淮间转战数年，于水战仍属一知半解，就此更形成了思维上的盲区。
张宾也预料到了，祖逖很可能派别军封堵石虎，而将主力偷袭黄河以北，以期调动赵军，而不为赵军所制——相当于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他按图索骥，认定祖逖最大的可能性，是打算从延津、汲津和文石津北渡。
首先是距离，此三津距离洛阳，不到四百里地，军行十日可至，也比从三津到襄国更近一些，以当时的通讯条件而言，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的，而且其后物资运补，并不算太过遥远、繁难。其次是地理状况，黄河上的津渡有限，尤其数万大军北上，为了保障后路，是多半要取津口而渡的，不可能找随便什么地方放舟或者搭建浮桥——况且不是任何地点都能把浮桥给搭起来的吧；加之三津之间，相距不过一二十里，便于统筹、呼应。
大军渡河，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要在敌人还没能反应过来，及时将重兵集结于岸边之时，便尽量渡过更多兵马——由此而观，这三津乃是黄河上最容易被突破的津渡。
张宾希望能够将晋军封堵在黄河以南地区，最多让你进至河内——因为孟津两岸，皆在晋人手中，你根本就堵不住啊——则王阳等据河内东部各城而守，足以阻遏晋军东出之势相当长一段时间，方便己方从容布置。而一旦晋军自三津涉渡，进入汲郡，便有可能切断河内与襄国之间的联系，则王阳等军孤悬在外，其势便岌岌可危了。
所以他驻兵朝歌，主动派人去勘测三津的水文，似有欲自三津南渡之意，就是警告祖逖：我已然有所防范，你别来了，且另谋良策吧。
张宾却没有考虑到，可以纯用船只不经津渡而运送兵员……
铜关本身是有做津渡的地理条件的，但其对岸——南岸——则崖高水湍，不能系舟，故而张孟孙并未放在心上。他的盲点，在于不相信，或者此前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用舟船也可以载运大军团。
想当年石勒在渭滨，打算沿水而下，直取徐方，图谋建康，就临时捉人造船，才刚造好不多，便被石虎一火而焚了，可见羯军对于水面作战乃至只是简单输运，都是很不熟悉的。祖逖则不同，虽然也是北人，却在建康呆过一段时间，进而又得知裴该使陶侃以舟船运兵，潜出阴沟水后，摧破刘乂，故此既守洛阳，便对附近河段的水文进行了仔细勘测，确定了水上行军的可能性。
就此促起不意，顺利拿下了铜关，张宾闻报，便欲急往复夺。大将郭黑略建议说：“我军不如实自三津涉渡，南攻濮阳，以调动晋师……”
张宾摇头道：“此议不妥——前日遣人探测三津水文，便得报对岸晋军，会兵于河岸之上，多造堡垒，已有所防范，恐怕大军颇难涉渡……”这也是情理中事，我假装欲自三津而渡，对方又岂能毫无防备呢？
随即又指点地图，对郭黑略等众将解释道：“且即便大军得渡，攻入濮阳，固然兖北之地，可以任我纵横；但若欲前向洛阳，直捣敌之腹心，以迫使晋人放弃铜关回援，则尚有五六百里之遥，且荥阳、成皋横扼其间，过之不易。于此同时，祖逖乃可将主力自铜关登岸，一马平川，直指襄国！”
郭黑略道：“晋人怯懦，司马邺年方弱冠，则我军逼近荥阳、成皋之间，彼必然召回祖逖。反之，襄国有天王坐镇，即便祖逖逼至城下，亦无所惧也。”
张宾还是摇头，说账不是这么算的——“即便晋君臣惧我，除非我得逾成皋关，真正迫近洛阳，否则可召裴该自关中来援，何必遽命祖逖班师？至于天王自然不畏祖逖，但若我腹心之地，皆为晋寇所蹂躏，即便大军在前方取胜，后援必将不继，安能长久啊？且若祖某自汲郡西向，与李矩夹击镇西（王阳拜镇西大将军）等，河内势难久守……”
总而言之，既然被敌人抢了先手，攻我之必救，而我又没有合适的“劫”反击回去，那就只有前赴铜关，见招拆招啦。
于是张宾急命在三津假装勘测水文、搜集船只的小股部队，急沿河岸去救铜关。至于朝歌的主力，则以郭黑略为先锋，全军开拔，自北道而向汲县。
从朝歌到汲县，百余里地，两日便至，同时得报，从三津过来的部队已被晋人击退。郭黑略先入汲县，乃分派部属巩固城防，并安排大军入驻事宜，自将两千精锐南下，直取铜关。
在他想来，铜关的晋兵数量不多——前日激战，虽在黑夜之中，很难分辨敌军数量，但逃归的败兵不约而同地指出，运兵的晋舟不过二三十条而已。在郭黑略的概念里，船嘛，最大也不过能装一百来人，则二三十船，连水手带步卒三千顶天了。所谓铜关，不过岸上堡垒而已，除了南面临河，难以靠近外，别无险要可恃，我就算攻不破，逼得晋人不敢露头总不难吧？则只要控扼住了铜关周边地区，晋人再有增援过来，他还能往哪儿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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