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之初，太学生不过五十人而已，但至东汉后期，人数则激增到三万，竟在洛阳城内形成了专门的太学区，但即便如此，总体而言，官学的招生面还是很狭窄的。
太学生因官吏推荐而得入学，多为贵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贫寒者——虽然财产不丰，但考其家世，其实也未必低了；至于四姓小侯学，那更不用说了，向来只招收樊、郭、阴、马四家子弟——没办法，因为就是这四家出资创建的呀。
说白了，中央官学主要招收贵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学，也不是对普通平头百姓开放的。因此逮至汉末，私学乃再度大兴，招生面广，以此填补官学的空缺。比如说郑玄在高密授课，贩夫走卒皆任其听讲；卢植在涿县，靠着织席贩屦为生的刘备都能拜入门下，由此即可得见一斑。
然而汉末乱世，不但遏阻了私学的发展，就连官学亦受到极大冲击。西晋初期的太学，规模比之东汉缩减了数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设国子学；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确规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国子学，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学，就此学校成为了官宦子弟的禁脔，世家门阀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权。至于地方官学，寥寥无几，始终都没能兴盛起来。
原因很简单，理论上官学生都是公费的，只招收少量自费生，则当社稷紊乱，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的时候，谁还有钱去搞教育啊。至于世家门阀，他们可以在自家内部搞族学嘛，自然也不肯掏钱出来资助公家。
裴该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门阀对教育的垄断，唯此才能将更多寒门才俊吸纳进体系中来，扩大和稳固统治基础。想要扶持寒门，光靠考试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在缺乏足够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寒门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为低，就算总量庞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几个人才呢？
裴该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张不论身份高低，“唯才是举”，自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向于寒门，甚至于宁要寒门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当关中政局大致稳定之后，他就耐着性子与群僚商议，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台，又向郁翎等商贾贷款，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笔教育经费来。虽说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国皆设郡学，如今这一政策也扩大到了秦州，但终究地方财政困难，就算应命，真把学校建起来，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裴该不打算把这笔教育经费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计划着在长安城内，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学堂，普招雍、秦、凉、梁四州子弟。
对，也包括梁州，虽然目前只有一个汉中郡为周访所据，但就理论上而言，也算是潼关以西，是他行台执掌之地。
学校的硬件设备好解决，长安城内本来就有很多空房子，随便挑几套相邻的，前后打通便可。况且裴该还“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那玩意儿原理很简单，此前他不过三言两语，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领着工匠们给搞出来了，与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纸术难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开路，随即便大量印刷五经。
但是学校的软件却比较烦难，最关键的——你得先有老师啊。
其实老师也不是太难找，就目前而言，裴该还不打算搞国民教育，他也没有那个精神头儿，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么很多关西士人，也包括旧日官僚，裴该与之相谈，觉得毫无才具，唯能死读书的，就都可以往学校里塞。然而老师一大群，还必须得找一个有本事，有名望，镇得住场子的老先生来当校长，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该便想到了董景道。虽说董景道在当世为大儒，真搁到儒学史上，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来——裴该前世就几乎未闻其名——但乱世之中，关西虽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况且据裴嶷所说，董老先生“《三礼》之义，唯尊郑氏”。
其实裴该对于历朝历代的儒学派别，并无研究，也不大分得出优劣高下来。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为一变，毫无节操地迎合统治阶级；到魏晋又一变，化为玄学，也就是沿着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远；唐儒复归人事，宋儒化为理学，从此之后，这辆破车就越行越散架，终于彻底固化了国民思想，走向社会的反动面……
但就同一时期，儒学各派孰高孰下，裴该多半分不出好赖——当然啦，基于对理学的厌恶，他感觉南宋之时，浙学为上，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他知道，在这魏晋之际，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虽然仍为晋臣，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凡司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对，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也一定要暗中设法，给他掀个底儿掉！
因此当初裴嶷推荐董景道，一听说此乃郑学大家，裴该便即往顾茅庐，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难说话，还给裴该出主意编纂《姓氏志》，则裴该欲用此老久矣。这回为了发展文教事业，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辞了——教书育人对于士人来说，那可是最光荣的职业啊，孔子不就是以“师”著名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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