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容阻止梁芬就韦忠之事继续表态，梁芬于是笑笑，退坐回列。但其他官员，仍有不少陆续站起身来，跟祖约舌战，搞得司马邺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说：“且暂羁押，试探其心，可肯降否。”
他要真肯降顺，正如梁司徒所言，可以当成招揽人心的榜样——当然啦，朕绝不会重用这个叛徒！倘若他还是跟刚才一样的德性，仍然心向平阳，那就只好杀了，想必群臣也不会再有怨言吧。
等到退朝之后，梁芬假意往尚书省一行，很自然地就跟李容肩并着肩，李仲思趁机压低声音说道：“司徒公何以不肯杀韦忠？须知杀韦忠，实乃大司马之意也。”
梁芬闻言愣了一下，反问道：“若裴文约欲取韦忠性命，乃可自杀之，何必再押来洛阳？此非欲赦之意么？”
李容摇头道：“非也。天下咸知，韦忠曾忤逆大司马先公，则大司马自杀之，恐人谤其假公事而报私怨，是乃押来洛阳献俘，候天子发落。然而，若大司马实无怨于韦忠，又何必露布作书，云‘弃母邦而附胡后，泯天理而从奸行’？司徒公细思，此非‘弃典礼而附贼后’之套语乎？则大司马实深恨韦忠讽其先公，乃可知矣。”
梁芬这才恍然大悟道：“我老矣，竟不能识此……多亏仲思提醒，然而，今当如何补救才好啊？”
李容答道：“适才陛前，我见荀、华二仆射，及太傅皆未有言，乃可暗示之大司马心意，明日使三重臣皆请杀韦忠，则韦某自不可活了。”
梁芬颔首道：“如此，便劳烦仲思往说——且既是大司马之意，不可使其好死。”
于是在李容的煽动下，第二天朝上再议此事，风向瞬间就变了，不但太傅荀组、左仆射荀崧、右仆射华恒都明确表态，应当处死韦忠，很多昨天还为韦忠求情的官员——比方说梁芬——也都缄口不言，不再硬顶。甚至于尚书梁允还提出来：“谋叛之罪，当诛三族，今韦忠无族属可诛，不逭之罪，及其一身——请论车裂！”
有人站起身来表示异议，说：“子高（孔穿）曾谏齐王，谓车裂是无道之刑也。尚书今请天子车裂韦忠，岂非诱君为桀纣么？！”
梁允的提议，自然是梁芬所授意的，他对此早已经做足了功课，哪儿有那么容易就被驳倒啊，当即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反问道：“不知子高所谏，是哪位齐王？齐威王乎，宣王乎？抑或湣王乎？”
对方不能答，梁允就说了：“此言出自《孔丛子》，然而《汉书·艺文志》中不载其书，必乃伪托，伪托之言，岂可信之？”
梁允认为《孔丛子》乃是伪书，并非孔子八世孙孔鲋所作——因为《汉书·艺文志》遍搜当时各家著作，就压根儿没提过这个书名啊，而且整个两汉，也没见谁说起过、引用过。此书还是这些年突然间就冒出来的，首先宣扬其内容的是“王学”鼻祖王肃，而王肃以伪造、篡改经典知名，八成《孔丛子》的作者也正是这个王肃！
当然啦，虽然很多人都怀疑这一点，但没谁真敢宣之于口，因为王肃不仅仅是前朝的经学大家，更要命他是司马昭的岳父……但梁允虽然不敢指责王肃，却也敢拍胸脯说：“这是本伪书，信不得！”
随即他便转向司马邺，手捧笏板说道：“国家正刑，唯大辟与绞，然而当此时，胡寇肆虐、赤县翻覆、先帝蒙尘、人心乱离，则非极刑不足以展示天威，震慑宵小！或以为支裂人体，过于惨痛，有干天和，且违圣人之教，臣乃请可从商鞅之例。”
商鞅就受过车裂之刑，不过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他是先被杀（是战死还是处刑，则不分明），把尸体运回咸阳之后，才在市集上被车裂的。
车裂可以说是当时最酷烈的死刑了，更超过腰斩（凌迟则尚未“发明”出来），但非国家正刑，自汉文帝减轻肉刑以来，没有哪个朝代再会把这种酷刑明明白白写入律书，实际执行的次数也少之又少。因而就逐渐地产生出了认识差误，有人觉得，所谓“车裂”，乃是“车裂其尸”，而并不是拿生人去用五辆车给活活地扯碎。
梁允因此就说了，咱们不管车裂本意究竟如何，就干脆车裂韦忠的尸体算了，这样既彰显国家对叛徒的重罚，也不干天和、坏仁心，岂不是好？
司马邺本人也痛恨韦忠——谁叫你昨天不拜我，不给我面子的？当即首肯。自然还会有几名臣僚站起来谏阻，但司马邺环视一圈，发现自荀组、梁芬以下，重臣们都不说话，祖约还干脆跳出来，帮忙梁允跟反对派斗嘴，他就此才端出了天子的威势，一拍桌案道：“朕意已决，勿复谏也！”
尚书省当天便拟制书，核准下发，将韦忠押赴东市枭首，然后以五辆牛车，支裂其尸，陈于市上示众。洛阳士民人等，多数拍手称快，当然也有觉得如此非刑仍然过于酷烈的，只属于很小一部分，乃可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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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外，裴该还不知道韦忠竟然死得这么惨，他当日破胡之后，即在蒲津停留两日，然后率军返回大荔。郡尉使百姓洒扫街道，跪拜路旁，恭迎大司马入城，然而裴该左右瞧瞧，心说我老婆不是在城里么，她怎么不来接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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