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晋咬牙切齿地关照部曲：“记清此人相貌，异日阵前，有能取其首级的，我亲自上报大都督，加勋十转！”随即救出堡中残兵——有几个重伤难行的，也只得黯然放弃——率部缓缓而退。
胡军才登岸，尚未整列，组织不完，眼见最后一堡也可夺下，纷纷操刀冲入，却不敢贸然去追周晋。
周晋之用兵，受刘夜堂影响很深，临阵虽勇，调度却极谨慎。倘若是甄随在此，估计二话不说，先把岸上胡军杀个对穿，然后召唤步卒前来，反复骚扰，不使彼等顺利列阵，以延缓大军登岸的时间。周晋可没这种胆量，更缺乏乱战的指挥力，只能勒束兵马，暂退夏阳。
其实虽然袭得六堡，初登岸的胡军勇气一泄，正是最虚弱的时候。要知道刘粲为了急渡黄河，杀晋人一个措手不及，渡河的准备做得并不够充分，船只缺乏统一号令，再为风浪所激，时常乱作一团，甚至好几条船撞在一处，竟致倾覆，船中胡兵泰半沉底——数日后，于郃阳乃至蒲津渡口，就能见到不少的浮尸。
故此若周晋不顾伤亡，挥师猛攻，是大有机会将这才登岸的数千胡军杀败的。当然啦，他很难遏阻后续胡军来渡，并且其后是不是再有兵力守备夏阳，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且说周晋退归夏阳，当即就城中点集青壮，上城护守——至于城守器械、物资，倒是早就齐备了。可是一等就是一整天，也不见胡军临城……因为这次刘粲发屠各、匈奴主力前来，并挟裹了不少的氐羌乃至晋人，总兵力达到七万余，不可能一日间都能得渡。而且为了重整队列，再让晕船的士卒好好休歇，又耽搁了他不少时间。
这或许是刘粲涉渡前所没有想到的吧……也或许他想到了，但无可奈何，若求急渡，就必须要冒这种风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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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原计划率军前往郃阳，再增添夏阳之守，但他才走到半道儿上，就听说了刘粲西渡的消息，不禁捻须叹道：“本以彼来迟，不想来急……”匆匆率部进入郃阳城，与董彪会师。董彪所部两千余人乃是生力，当即出城北上，去探夏阳渡的消息，并尝试与胡军交战。
郃阳距离夏阳也不甚远，六七十里地，军行翌日，就遭遇到了胡军南下的前锋。董彪见敌不甚多，当即邀战，谁想对方却扎营不动，只以弓箭阻遏晋军。董彪登高一望，只见后面陆陆续续还有大股胡军开来，不敢孟浪，缓缓后退。
他一退，胡军便启程来追，他一停，胡军也止。董彪后退十里后不动了，假意邀战，其实深沟高垒，作守备之势。很快，陶侃率部也来相合，而对面的胡军旌旗也越来越多，双方各自连营数里，遥相对峙。
冯翊郡南方直接渭水河谷，基本为平原地形，北方则地势略高，抑且沟壑纵横，大军难行。两者之间，仿佛有一把锋利的锥子，沿着黄河西岸，从平原直插向山地，夏阳位于锥子的中部，而如今晋、胡两军对峙之处，则在锥柄。也就是说，董彪至此而不退，陶侃亦于此处扎营，右河左山，就是要封堵胡军深入南部平原的通路。
陶侃所部后军六营，半营在夏阳、半营守郃阳，还有一营留守大荔，加上尚有不少士卒还在长安附近整训，并未归队，此刻手下不过一万余众而已。根据探马来报，胡军渡来的总数，起码超过己方三倍，则若放敌进入平原开阔地带，众寡悬殊，恐怕难敌啊。还不如利用地形狭窄，刘粲难以排布大军的机会，先死死堵住，再向长安求援。
且说刘粲登岸后，急整部众，然后才遣其弟大将军刘骥率冠威将军卜抽、武牙将军李景年等三军万余众北取夏阳，自率主力六万，汹涌南下，正好就被陶侃给当面堵住。这倒也在意料之中，刘粲下令道：“晋人急来，使我不得下平，倘若迁延日久，逮裴该率大军来合，破之不易。要在裴该来前，先摧破当面之敌，然后便可践躏关中！”
遂问左右：“谁敢先发？”
左车骑将军乔泰出列请令，说：“今地势虽狭，终是平原，南人多步，而我多骑，杂沓冲之，焉有不胜之理啊？末将愿往！”
旁边安西将军刘雅和荡晋将军呼延实都是跟裴军见过仗的，好心奉劝道：“陶侃为晋之名将，所部亦甚精勇，队列既整，骑恐无用——将军慎勿大意啊。”
骑兵战斗力普遍比步兵为高，但这是建立在机动性基础上的——除非具装甲骑——如今地形狭窄，东西不过六七里地，基本上战马一加速，就能从这头瞬间冲到那头，南军步阵可以封得严严实实的，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打啊。
乔泰撇嘴道：“卿等何必长敌军志气？陶侃我所素知也，江南蛮夷，惯于山林沼泽间为战，今在平原，措置难当，必有疏忽之处，可以乘之。况且地形虽狭，晋寇也寡，塞道而阵，阵必不厚，稍加调动，即可觑其薄弱处施以雷霆一击！”
他所言倒是也有道理，刘粲不禁点头，于是下令各军严守营垒，好生歇息，明日一早，便由乔泰率军先与晋人交锋。吩咐既毕，便命散帐，然后刘粲领着参军王琰、田崧等人，策马登上西侧的山岭，来看地势。
王琰指着西南方向对乔泰说：“此处丘陵亦不甚高，且顶部平坦，并非无可逾度。可命一支精兵隐秘从此蜿蜒指向西南，入平以骚扰敌后……”
刘粲点点头，说：“似亦可行……当先命哨探勘测通路。”突然间一回头，只见东北方向丘陵之后，隐约露出一角屋檐来，不禁疑惑地问道：“这山上也有人家么？”
田崧本是晋人，当即手搭凉篷遥遥一望，揣测道：“得非太史公之墓祠否？”
刘粲闻言，双睛一亮：“原来司马迁葬在此处么？”
田崧说是——“太史公正是夏阳人氏，死后埋骨乡梓。臣之所以知道，乃因为永嘉……不，河瑞二年，晋主诏命为太史公建祠……”
——他所说的“河瑞二年”，就是刘渊死的那一年，七月刘聪继位，改元光兴，在晋则是怀帝永嘉四年。
刘粲不禁笑道：“司马炽困穷于洛阳之时，竟然还有闲心为史迁造祠。”一带马缰，说走，咱们瞧瞧去，究竟是不是司马迁的祠堂——倘若确实是，敬他是一代文宗，治史大家，我理应去上柱香，祭奠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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