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水胡的品流非常复杂，既有其本部——古彭戎和卢戎——也有匈奴、月支、氐、羌、羯，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
裴该击破卢水胡，迫使彭夫护北遁的时候，他还并未留台长安，各种政策的出台难免受到各方面掣肘，因而对于战后安置彭卢旧部，手法是相对粗糙的，与传统中原王朝没太大区别。那就是简单地屠其魁渠，拆散各部，别命酋大。说白了，卢水胡只是被打散而已，还不能说彻底灭亡。
焦嵩被杀后，裴该命从弟裴湛为安定郡守，郭默率兵屯扎安定郡内，为其辅翼。然而这一守一将并不相得，渐生龃龉，主要问题就在对于戎人的态度。
郭默素有雄心或者说野心，既守安定，就想要逐步扩充自己的部伍，以增强大司马前军的实力——当然，这也是裴该默许的。但他向来信不过戎人，而只在晋人之中募兵，对此政策，裴湛在理论上自然并不反对。
然而安定郡内，卢水胡盘踞多年，也有不少晋人投入，与戎人杂居，就仿佛是晋人世家的依附农民一般。裴湛一方面认为，农业是从国家到地方官府主要的赋税来源，而畜牧业只能作为辅助而已，因此想方设法要增加耕地面积，同时增加农户数量，又岂能容许郭默把太多农业人口转化为兵卒呢？
终究中国人是传统的农业民族，对于耕织来说，无论择业愿望还是传承经验，都比戎人要浓厚得多，故此即便在卢水胡的统治下，也很少有晋人从事畜牧业。同理，固然戎人中不少受到晋人影响，也转而从事农业，但游牧民族禀性难改，仍然是以从事畜牧业者为多。
况且，安定郡内晋戎的比例几乎接近一比一，裴湛接受裴该的理念，认为两相杂处，经过官府长期的控制和诱导，是有可能转戎为晋的，但若将大量晋人剥离土地，抽为兵卒，地方上戎人的势力就会日益坐大，反倒不利于融合政策的推进。
基于以上两个理由，对于郭默在晋人中征兵的政策，裴湛每每加以掣肘和限制，这就自然而然引发了郭默的不满。二人甚至于将官司打到了裴该面前，裴该一时间却也拿不出太好的，能够使两造全都满意的调和手段出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大司马前军放弃在安定郡内募兵，而转向晋人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多的其它郡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裴该也不希望郭默之流传统武将的势力过于庞大，乃至于逐渐军阀化——好比说距离自己太过遥远，鞭长莫及的苏峻“公来营”，就已经很明显产生了军阀化的趋势。因此他尝试着将募兵权和训练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也就是长安留台——郭默等一线将则只有领兵作战的权限。
其实在汉代，绝大多数时候，中央政府就是如此行事的，以此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或者军队不受控制。但自汉季以来，因为对西羌战事的逐渐泥沼化，加上帝国财政的全面下滑，首先导致了西凉军阀的产生——第一任首脑就是中郎将董卓；继而董卓之进京，使得中央权威瞬间崩盘，各地原本就很强大的地方行政势力转而军政化，袁绍、曹操等关东军阀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从汉季到三国到晋初，大大小小的军阀层出不穷，即便在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中国之后，其统治区域内的各外军仍然呈半独立状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臧霸等所谓的“青徐豪霸”了。相比起来，蜀汉因为疆域狭小，中央控制力相对要强一些，但魏延、王平的汉中军团，仍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至于孙吴，本身就是大大小小军头的联合体，更不必多说。
所以军队，尤其是外军，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掌控，百年来已成习惯，即便裴该想要扭转这一状况，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实话说，如今长安留台的大司马三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他本人的私军吗？
因此裴该还不敢在大范围内彻底改革旧制，以免在外敌环伺下，引发不必要的内部动乱，他最终决定，就利用郭默和裴湛之争，先从大司马前军尝试改制。
于是长安留台下诏，命将大司马前军各部轮流调至扶风、始平，乃至京兆郡内，由幕府派遣吏员，地方官协助，募兵以充实编制，并且加以训练和“洗脑”。要等上述工作全都完成之后，这才重新编组，调归安定。
到了那个时候，无论士兵还是中下层军官，当都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心向长安留台，心向他裴大都督了，外军将领想要军阀化，必然受到来自基层的强大阻力。虽然这也不能说是治本之策，却是实验的第一步。
之所以先从前军下手，而非陶侃所部后军，主要也是靠虑到后军要同时防御高奴的刘曜和平阳的刘粲，压力较大，暂时不宜抽调。而安定方面，因为并不认为刘曜会从此处发起进攻，也不认为虚除权渠会有胆量撕破协议，故而才能作为改制的实验体。
大司马前军，按照编制，当合“雷霆”、“武林”等共五营，总兵力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之间，但因为部分抽调南下募兵、整编，所以实际驻军还不足两万。继而郭默率万余兵马南下，攻打苻氏氐，留守的士卒就更加寥寥可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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