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隗说只有琅琊王司马睿才有足够的威望，镇定江东，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重臣们臣服，倘若换了一个普通官僚，则必然会产生祸乱；而易以别家藩王，同样不行——除了南阳王司马保外，还有谁能够和司马睿名望相若？可是能把司马保放建康去吗？
裴该当即摇头反问：“琅琊王何如东海王？”
刘隗对此质问自然也早有腹案，当即答道：“我固知裴公寄望于东海大王也……”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关键是得到了包括河东裴、琅琊王等关东诸大姓的拥戴，当时司马睿才只是司马越的小弟而已；况且裴该姑母为司马越之妃，则你自然会看重东海王司马裒，然而——
“昔之东海大王，与今王不同，今王初冠，尚无名望，且辈分甚低，何以与琅琊大王相提并论啊？”
裴该笑笑：“卿其轻视天子乎？”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裒就理论上而言，当是司马懿的玄孙——即便外继东海王家，为司马越之孙，辈分也没有变——所以刘隗说他辈分低，恐怕难以服众。但裴该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子司马邺也是司马懿的玄孙，跟司马裒同辈，且初冠未久，你说司马裒年纪轻、辈份低，难道是瞧不起天子吗？
真正诛心之论，刘隗听了不禁面色大变，赶紧俯首道：“天子为国家之主，天命所归，何论行辈？即孺子在朝，吾等亦当俯伏叩拜，岂敢轻视之？裴公遽出此语，隗唯死而已！”
裴该见他摆出这种仪态来，也知道自己话说得太过了，本意震慑对方，但未免显得自己气量狭小，且故意罗织罪名，于是摆摆手：“无心之言，大连休怪。然以大连看来，东海大王必难以镇定江东么？”
刘隗说这是当然的——“且东海大王本为琅琊大王之子，虽已出继，血缘不易，乃可逐其父而用其子乎？”
裴该问道：“使大王归藩而已，何云逐也？”
刘隗寸步不退地回答：“诸王镇定方面，本武皇帝旧政，今无罪而使归，非逐而何？”
裴该此前就和梁芬说起过，“八王之乱”最大的诱因，不在贾后擅政，而在于诸王权力过大。魏之藩王，说不上等若囚徒，但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但司马氏篡权后，鉴此前车之覆，却允许藩王掌握兵马，大国五千、中国三千，下国一千五百，且大、中国王还往往挂着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坐镇要地。所以说藩王不在国内呆着，却任外州都督，本是晋武帝以来的旧例，如今制度未改，旧例未破，你就一定要无罪的司马睿归藩，难道还不是“逐”吗？
话赶话的，逐渐剥除了种种温文尔雅的表面文章，而深入利益的实质，裴该因此略一沉吟，就打算直指问题核心——他终究不是此世的官僚，实在不习惯啥事都拐着大弯儿说——“卿其不闻晁错之言乎？‘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裴该的意思，如今建康政权势大难制，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长安的皇权，就如同昔日吴、楚诸国对于汉廷一般。虽然袁盎曾经劝谏汉景帝杀晁错，说“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但后世有几个人说晁错做得不对，藩不可削啊？有谁会认为，倘非晁错建议削藩，则吴、楚必不会反啊？如今的局面，与之差堪仿佛，那我身为朝廷执政，该怎么做？你来说，你来教教我吧。
刘隗当即回应道：“裴公此例大谬，岂裴公自比为晁错乎？如汉武帝下‘推恩令’，使诸藩自削，乃不为朝廷之祸，何必急于求成？”
裴该反问道：“若非先定吴、楚，武帝安能用主父之策，坦然削藩？”
刘隗道：“固然，即无晁错削藩，吴、楚亦必反。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事有当缓图者。若汉景帝不急功近利，而缓缓图之，则朝廷之势日固，而吴、楚之谋日分，即便起兵，不能轻过长江，况乎梁地？而今朝廷之力，远不如汉，建康一总江南之政，是并吴与楚，若急迫之，势更急于前汉，即有周亚夫，恐亦无以当也……”
说完这段笼统的对比、分析，赶紧又再加上一句：“且琅琊大王素尊朝廷，绝无刘濞之野心。”
裴该正色道：“大连，防微杜渐，为宰臣之责，此晁错不惜破家身死，而必谏汉景之意也。且如卿所言，今建康之政，出于王氏，卿可为琅琊大王保，然能为王氏保乎？”
刘隗当即回答：“不能！”随即在裴该略显惊愕的眼神中，他不卑不亢地解释说：“今王茂弘执建康之政，王处仲手握重兵，朝廷可使诸王归藩，乃可使二子交卸权柄乎？明制琅琊大王易，而制王氏为难。则有琅琊大王在，有我等在，王氏不能为恶，若徙大王，则恐王氏不可复制！裴公三思啊！”
最终就是这句话触动了裴该。他终于领悟到，对付一个司马睿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江东政权虽然以司马睿为首脑，但真正话事人却并不是司马睿。南渡侨客不思割据者，当会陆续北归，继续留在建康的，则相当大一部分，是打算以江南为家了，这一群体的力量相当强大，若再得土著为辅——虽有嫌隙、龃龉，但因应外部压力，却很有可能暂时联起手来——以自己如今的力量根本就难以撼动。我为了保障后路，就必须要弱化这一群体，而不仅仅是弱化一个司马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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