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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早就想收拾这票坞堡主了，他可没打算跟陈奋等人和睦相处。
有句话叫做“皇权不下乡”，那是古代中国社会因为统治成本和官吏人数的限制，所造成的无奈之举，一定程度上允许乡社自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古代社会，也确实无“封建诸侯”之名，而有封建层级之实了。
但中国古代终究与西方古代不同，中央政府相对强势——大部分时间段——对于地方自治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一旦逾越出了一乡一里的范围，就必然会遭受打压。前汉因此出现了不少的“酷吏”，专注打压地方豪强，甚至不惜于流血漂橹。经过反复清洗，到其后期，起码在精神层面已经大一统了，除了少数偏远地区外，并不存在“知道地主不知道官吏，知道官吏不知道皇帝”，或者“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情况。只是地方势力也会反弹，新起的儒学思潮与宗族势力相结合，很快就产生出了“经学世家”这一毒瘤，就此酿成了长期的动乱和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对秦汉第一帝国的反动，在开历史的倒车。
而且在乱世之中，非世家的地方小势力也重新膨胀，利用政府权威衰退甚至是退出的机会，在中原各地建造起了大大小小的坞堡。这些坞堡，可以说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割据政权，在无形中也把晋朝在中原残存的势力割裂得七零八碎，再无法凝聚力量以对抗胡汉国也即前赵，以及其后的后赵政权如飓风般的侵攻之势。
固然祖逖北伐的时候，很多坞堡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甚至于受其领导，出兵出粮为他卖命，但这与其说是坞堡主们心向故晋，还不如说是祖士稚个人魅力的号召，而与其说是他个人魅力所致，还不如说是因情因势，不得不为之举。因为当时无论刘氏还是石氏，都在忙着稳固黄河以北的土地，河南地区处于半真空状态，祖逖恰在此时强势进入，才使得那些坞堡主们不得不暂时性地俯首帖耳。
史书上记载，当祖逖杀到河南之后，“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彼等若真是有戎晋之别、思晋之念，又怎么会先任子质胡，继而长期维持两属的局面呢？祖逖不能及时吞并、消灭这些坞堡，遂使得自军有若散沙，既不耐苦战，在他这个魅力无穷的领导者去世后，势力也便瞬间崩塌了。
故此裴该有了后世的经验，绝不能蹈祖逖之覆辙。尤其当他进入淮阴城之后，发现除了县城里部分富户和手工业者外，基本上所有的县民，尤其是农业户口，全都被那十一家坞堡所掌控，他这个刺史而兼县令，基本上就是个空头衔。可想而知，这种状态倘若不加以扭转，一旦有胡骑入侵，将会有不少坞堡直接转身投胡，剩下的大概也以“两属”作为既定方针，坐观成败。
倘若是赵固、王桑之流亦兵亦匪之流还则罢了，若是石勒等有大志向的，只要一抛橄榄枝，杀戮不过甚，坞堡主们还不纷纷往投？谁会在乎自己这个光杆刺史？！
因此无论从长期维持淮南地区的安定来考虑，还是从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支持祖逖北伐来考虑，裴该都必须要统合这些坞堡，把田地和民户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那么，该采取何种措施呢？他很快就想起了一位先贤来，那便是汉末割据荆襄的刘表刘景升。
当时荆州大乱，刘表单骑而入宜城，旋用蒯越之计，“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江南遂悉平”。刘景升坐谈之辈，但这一手玩得还是很干脆利落，令人拍案叫绝的。
问题是裴该初到时还无法仿效刘表所为，因为刘表虽然身边儿没啥兵，看起来比裴该势力更单薄，但他已有天下之盛名，所以能够先把地头蛇蒯氏兄弟、蔡瑁等拉上船来。若无蒯越设谋、招诱，他一空降官员，恐怕连宗贼的数量都统计不全吧。
但是广陵郡内并无大族——如今负责南方广陵、舆县和海陵的戴家，勉强可以算是中等门户——更无蒯氏这般智谋之士，可以为裴该所用。再说了，裴文约家世虽然烜赫，论起本人名望来，他比当初的刘表要差得很远，就算真有蒯越、蔡瑁，也未必肯登他的门。所以他才只能暂时蛰伏，以待时机。
然而收拾那些坞堡主，把他们所掌握的田地、户口都抢到自己手中，本是裴该的既定方针，只是他既没跟祖逖说过，也在不久前才刚透露给卞壸知道——还遭了卞壸一通骂。在此之前，裴该一方面在会议上假装纨绔甚至是瘾君子，以使坞堡主们轻视自己，继而又假装贪婪，满足了那些坞堡主们对于官职、田地的很多要求——“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反正本来我就捏不住，先给了你们又如何？迟早还是要还到我手里来的！
一直等到祖逖走了，坞堡主们彻底放下了警惕心，同时自己手里也多少掌握了一些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地方上的情报也搜集得差不多了——真以为裴使君到处乱蹿，只是因为闲得无聊，或者喜欢听故事吗——他才骤然发动，要一举将那些坞堡主全都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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