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一辈子能拿出手的，也就这么点战绩了。
这一战，在韦宝看来，袁崇焕基本上属于躺赢。
换谁去，谁都能躺赢。
宁远城是孙承宗手里加高加固的，一座城就是完全的军事重镇，全都是能打仗的，想攻坚很困难。
加上高第正在全面撤退，努尔哈赤一看这么好的时机，怎么能放过，得到了宁远城，就等于得到了关外所有的地盘，锦州防线就得瞬间瓦解。
然后努尔哈赤就被明军教育了一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军守城还是有一套的，加上有大炮。
孙承宗现在已经回老家去了，高第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基本上不懂军事，之所以提出撤回关外所有兵马，一方面这是早就有人提出来的。
另外这是魏忠贤授意的，否则高第也不敢这么搞。
高第已经被韦宝惯坏了，成天在山海关吃喝，啥事不用操心。
现在朝中论战的焦点自然在要不要撤回关外驻军上。
阉党支持撤回，但这种事不好明着说。
东林党是阉党支持的事情，历来是反对的！
尤其不撤军，甚至扩大对关外用兵，扩大关外的地盘，这些都是政治上的正确。
两种焦点，反应在人事上，就是撤换蓟辽经略高第。
高第在韦宝了解的是，就不是东林党，也不是阉党，是一个偏向于阉党的中立派。
在原本的历史中，高第被袁崇焕挤走之后，在崇祯朝，又得到了起复，还当了一段时间官，属于被阉党迫害的平反官员。
本来东林党在被阉党持续高压政策打压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反击能力了。
但韦宝与魏忠贤产生嫌隙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曙光。
现在韦宝是当朝红人，大家都已经收到消息，知道皇帝有意提拔韦宝为海防总督衙门总督！并且，大家也都知道了，开海贸，缩编和统一管理大明水师这两项新政的始作俑者是韦宝。
这都说明韦宝在朝中的政治分量在急剧上升。
再加上英国公是韦宝的老丈人，有这么强大的靠山，更增加韦宝的政治分量。
一个韦宝这样的人与阉党不是一路的，不管是不是投向东林党，东林党的人都会被鼓舞士气，觉得阉党不过如此。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晋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晋商其实也属于中立派，很难说有阉党色彩，也很难说有东林党色彩，商人唯利是图，谁掌权，就偏向于谁，这一点与韦宝很像。
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
山西商人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明清之际，势力又伸张到四川。
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
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
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
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
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米、麦、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盐，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
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规模不大，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份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
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独占盐的贩卖，获取巨利。
永乐以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
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
当地商人占有地利，逐渐抬头。
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
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
平阳府、泽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
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
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
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
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银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官员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
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
“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
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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