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在故事的后半期才发现，自己也老了，手底下这些人也管不住了。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发飙，也是一个人在玉熙宫里闹腾。可后期的嘉靖，就要在宫门外看着陈洪打百官了。
文官这样了，皇帝怎么办？帮皇帝的历史上一般是两种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后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监）。嘉靖同志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搞了（当年差点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只能让太监帮着自己整文官。而隆庆不想升仙（当皇帝之后磕药的情况另算），他就用女人（李王妃）帮自己。自始至终，他的政治同盟就只有李王妃。而徐阶、高拱、张居正本质上和谭纶、海瑞、王用汲都是一样，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只不过轻重不一罢了。
大明王朝里的太监又是什么人呢？从忠诚度来说，他们比文官可靠得多，他们没有家，皇宫就是他们的家，出了宫他们就什么也不是。所以吕芳也好，陈洪也罢，尽管手段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对嘉靖的心却没有变，都是听话的。
这也是为什么，欺天的周云逸会死，闹事的杨金水能活。真疯假疯，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对嘉靖听话不听话。
大明王朝在皇帝与文官这个层面去铺展故事后，探讨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忠心和听话。
这两样看上去是一回事，但似乎又不是一回事。海瑞对嘉靖忠心吗？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嘉靖死了，他却一个人难受得不得了，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简直比隆庆这个死了亲爹的儿子还难过。你能说他不忠心吗？
可海瑞听嘉靖的话么？改稻为桑，他不合作；迁居上表，他不配合；见了嘉靖，他可劲怼，差点没把嘉靖气死在诏狱里。你又能说他听话吗？
所以，海瑞只是忠心，而谈不上听话。他对嘉靖这个君父，只做到了孝，而没有做到顺。
这就是另一个更犯忌讳的问题：听话和忠心，哪个更重要？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能将大明王朝里的官员划分开来。认为听话比忠心重要的，如严嵩、严世蕃；认为忠心比听话更重要的，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而将这两个平衡地最完美的，是胡宗宪。
胡宗宪听话么？听话。嘉靖要改稻为桑，改；嘉靖要织丝绸赚钱，织；嘉靖说海上有倭寇了，打；有人说嘉靖坏话了，参他。（这放到现在就一句话概括：都给我宠！我要是嘉靖我就纳胡宗宪为妃（手动狗头）
胡宗宪忠心么？忠心。改稻为桑要改，但不能逼反百姓；织丝绸要织，但不能毁堤淹田；海上倭寇要打，但养寇自保的鬼话不能听；说坏话的人要参，可暗中要尽可能地去保他。
嘉靖曾说：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就是这个原因。一个既能做到听话又忠心的人，就是一个既不会有后路也能做事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嘉靖都要保他。即便严党和清流都不买他的账，可他的账有嘉靖报销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胡宗宪两面不受待见，因为他在既忠心又听话的同时，站到了广大文官的对立面。
忠心和听话的区别在于，在皇权面前，在现实面前，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这就是第三个犯忌讳的内容。
严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时候，有没有理想信念？绝对有，刘瑾在朝的十年，他坚决退官回家。不要说他是因为生病去养病了，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啥病要养十年？肺炎让你在家待一个月你都待不住！（再度滑稽）
可他怎么变了？大礼议吵了那么久，多少乌纱帽落地，为一个死人的名分，至于放弃自己的前途么？
严嵩觉得不至于，所以他写了《大礼议成颂》，算是给大礼议收官了，也算是给自己的理想信念收官了。
有没有不忘初心的？有。海阎王也好，海笔架也好，海门神也好，都是海瑞认死理的表现。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应该是什么样，就应该怎么去干，不干那就是有邪恶的大魔王闹事，就要请法器收了大魔王的神通。
可是所有人都愿意当海瑞么？不愿意。这就好像所有人都厌恶走后门找关系来办事，可要办事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关系走后门。所有人都希望旁人是海瑞，希望所有当官的都是跟包拯一样的青天大老爷，但也希望这个海瑞在自己走后门的时候，离自己远一点好。
理想信念不重要了，初心没那么值钱，这是大明王朝用一道《治安疏》告诉现在人的道理。
单凭这几个点，大明王朝不仅是在讲政治，他讲的是社会，讲的是人间。
更何况，我们还生活在嘉靖三十九年那个不下雪的腊月呢？
补充：最近因为疫情在家，大致又通读了一遍原著小说，再谈谈这部书背后的一些理论内涵。
我在答案最初写，古代政治剧的核心是皇帝与文官，或者简单说，帝王与臣子。实际上纵观历史，政治矛盾也基本集中在这一组关系内。刘和平是借用一个“改稻为桑”的假故事，揭露一个“治国治官”的真道理。这也是为什么，海瑞在剧中的形象是难能可贵的，就在于他揭露了“治民先治官”“治官重于治民”的真相，把嘉靖“自诩汉文”的外衣彻底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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