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很麻木迟钝：“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
两相对照之下，显然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起他的老师孙承宗要更高明一些。
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进半步，反而不断退缩，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启皇帝运气好。
天启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也不是乱来的。
至于从天启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天启面临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
天启确实也头疼的很。
天启二年二月的时候，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呜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当时辽东刚刚溃败，全辽丧失，而那些言官们还在不停的争吵，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实在是不堪其扰，只能训斥他们别再吵了，现在国事都危急到如此关头，你们还要这样争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过了两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那些官员还是成天说空话，喷口水，扣帽子，乱吵架。
天启皇帝只能再次训斥：“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也就是说他上任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操劳国事，而你们这些官员在干什么？叫你们不要再互相攻击争吵了，你们还要争吵？再这样下去，绝不姑息了。
可实际上，我们看熹宗实录，后面这类官员争吵的记载还是依然如旧，常常是长篇累牍的奏疏，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我给你扣帽子，你给我打棍子。
天启皇帝忙着劝架当和事佬都来不及。
但对相关官员的责罚仍旧是非常轻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几个月俸禄了事。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这样吵一下，也无伤大雅，反而是政治宽容民主的表现。
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
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终无法下辣手来整治。
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
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自找的，因为那个时候魏忠贤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杨涟等人却已经象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的罗织罪行，非要灭之后快。
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
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就这样，原先天启皇帝朱由校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
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
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国家百姓利益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狠角色。
天启可以说在历史上的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
只要能与天启搭上关系，在天启朝，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保障。
大臣不必担心伴君如伴虎。
天启皇帝朱由校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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