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饭，韦宝与宋应星聊天。
谈起金融，宋应星道：“其实在我看来，天地会中央银行已经远远强于外面的各家商号，就算历史最悠久，最成体系，规制最完善的晋商钱庄也无法与我们相比的。只是总裁不拿足够的本金出来，光想以未曾稳固的权力获取巨额财富，这难度才会比较大。”
韦宝笑道：“不见得，咱们虽然比他们先进，可晋商钱庄有这么久的历史，且基本的兑换，存储，房贷业务都很成熟，咱们想在他们手下杀出一片血路，也不容易。至于投入咱们的银子，我是不合考虑的了，宋先生不必再劝。天地会中央银行还是老规矩，除去总行，其他各地分行，每个省的存银无须超过一百万两。”
宋应星见韦宝这么坚持，不敢再劝，但还是深深忧虑。
这回他们从韦家庄过来，虽然没有带来金银，却带来了等价于一千万两的天地会纸币。
明代初期是推行纸币制度，禁止使用金银的，然而前进到五十多年后，英宗即位，大明宝钞已退出流通领域。
于是，放松用银的禁令，公开使用白银，使白银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泛，而取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的货币职能，成为正式的货币。
这一变化的原因应从纸币、铜钱、白银三者在流通中的变化和发展去寻找，即从实际出发去探索其规律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首先从大明宝钞流通情况进行考察。
大明宝钞制度是不兑换的纸币制度，由于军需支付繁重，铸钱数目又不多，只有靠发行纸币来应付。
在洪武十三年便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随后发生了新、旧钞差价倒钞问题，并愈来愈严重，使纸币的购买力大大贬值，宝钞制度开始败坏。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因纸币愈益奎滞提议实行户口食盐法，即食盐税，规定大口令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月食盐半斤，纳钞五百文，藉以收回流通中过多的纸币。
仁宗即位时，尚书夏原吉又提出增添“门肆、门摊诸税”，具体措施收回在流通中充斥的纸币，以提高其购买力。
并建议“官钞宜少出”，但实际上行不通。
明宣德年间大明宝钞继续贬值。
刘定之针对这一情况，主张收缩通货。
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解除用银的禁令，大明宝钞实际上已不行使。
成化二十三年邱海以“物与币两相当值”为论据，抨击实行不兑换纸币制度与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主张实行以银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
从此白银已获得合法货币的资格，并在货币流妙兼用。
七成用钞，三成用钱。
在大明宝钞不断贬值的情况卞，人民自然乐于使角铜钱，以求尽量减少损失。
在禁用铜钱行不通的情况下，公开让铜钱与钞票在市面上流通。
可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法年间虽曾铸钱，但数量不多，加上私铸猖撅，劣钱泛滥，造成钱分等级，因而铜钱在流通中已不可能成为明代的主要货币。
再从白银流通的情况看，开始是严禁使用白银，但禁而不止，在纸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它的流通范围却愈来愈广，终于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基本货币制度。
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概括起来一是纸币的不断贬值和铜钱减少私铸猖撅，促进了白银的广泛使用。
二是白银更适合充当货币的材料。
因为白银与铜钱比较具有优点，同质性、易于分割、不腐烂、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携带，并能执行货币的更多职能。
三是白银的生产量大量增加，基本上可以满足流通中的需要。
这一条也很重要，虽然过去就有白银，但数量少，形不成流通中的基本货币。
在明万历年间，大开银矿，所以银钱的铸造，比以往其他朝代的银钱要多。
加上当日士世界各国都掀起开金银矿的狂潮，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四是开展国际贸易的需要。
明初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许寸板下海。
明中叶以后，放松了海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增加。
通过贸易把中国的货物输往国外，与此同时美洲银元、荷兰银元也通过菲律宾的华侨流入中国。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白银确实带来许多方便，既可以充当购买手段、支付手段，而且还可以充当贮藏手段。
就是说，黄金白银可以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这是纸币铜钱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白银成为明中叶后的基本货币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大进步。
尽管明代纸币流通了五、六十年后就退出流通领域，纸币制度败坏了，但不少有识之士对纸币本身的作用仍给予肯定。
明初任巴陵主簿的叶子奇认为，元朝纸币的流通，“用以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
它的失败‘去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
就是说，元代开始实行的是权钱的兑现纸币，后来的失败就在于发行数量过多，不能维持兑现。
他说，“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
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
因此，他主张实行有钱货为之本的兑现纸币的流通制度，并且不会有什么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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