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姜顿时感觉遇到了知音，不过光靠这一点还不至于让他立刻下定决心跳槽到那个影子都还没有的新银行去。
这顿酒一直喝到深夜才散去，众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李默涵也回到了镇守使公署，小妾喜鹊早早地就睡了。李默涵在后院门口犹豫了一下，终于是还是觉得不去吵醒他，自己回到书房去睡。
到了书房之后，李默涵却又睡不着了。他关上门窗，悄悄的拿出手机，看看里面除了金手指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很遗憾，除了一套系统介绍纳粹德国的书籍之外，没有更有价值的东西了。
李默涵有些自嘲地摇头，说道：“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李默涵自己，自己还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幕僚班底。
李默涵现在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军阀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阀，必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幕僚团队。怎么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班底呢？这是有例子可以参照的。近代军政首领的幕府，其共同特点是以“三缘”，即血缘、地缘、业缘结合起来的。
第一是血缘。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历史悠长，血缘关系是人际中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在血缘宗族内部，族长对家族成员具有强制的权力，年幼者对年长者有忠孝服从的义务。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中国谚语云“上阵无过亲父子，打虎还须亲弟兄”。
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四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从制度上强化了血缘关系在政治中的地位。民国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也同样要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是毋庸多言的。
第二是地缘。一个军政首领如果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也是难以成就大事的。中国传统的血缘家族的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一般不会超过20公里。在这个狭小的地域内，是不可能为军政首领提供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的。因此，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血缘条件。
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较远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于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可以说是最为强烈的一种关系。
第三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就是一个不重视血缘与地缘，但重视业缘的幕主。冯的“五虎上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石敬亭、宋哲元，以及“小五虎将”韩复榘、孙连仲、孙良诚、张维玺、石友三，或是清末冯玉祥在第二十镇的同事，或是民初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的团长、营长。
蒋校长除了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外，也非常重视业缘关系。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还兼任陆军大学、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凡是从上述学校毕业的都是蒋校长的学生，蒋就可以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个人效忠。
此外，结拜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业缘。《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以及《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近现代军政首领都热衷于利用结拜来结成势力集团。
例如，奉系集团早期成员冯德麟、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与张作霖都是结拜兄弟。蒋校长也同样热衷于此，他从走上江湖开始，就先后与陈其美、黄郛、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十人结为金兰，相互援引利用。应该指出，业缘的可靠性、凝聚力和向心力总的来说不如血缘和地缘。
如前所述，冯玉祥的幕府是完全依靠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冯玉祥的幕府垮得最彻底。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首先被蒋校长收买而背叛了冯玉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幕府瓦解，烟消云散。相反，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阎锡山幕府却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蒋校长深知这一点，他重用黄埔学生，但更信任血缘亲戚和浙江同乡。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后来总结道：“蒋校长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这样的总结显然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穿越者的李默涵孤家寡人一个，血缘肯定利用不上了。那么就只能利用地缘和业缘。李默涵自称是萧县人，但是李默涵在河南发迹，手下不少人也都是河南人，因此在会宾楼的酒宴上，李默涵更是张口闭口“我们河南人”如何如何，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河南人了。于是，李默涵打算浑水摸鱼，以河南人自居，提拔一批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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