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原称“胶澳”，自从朝廷在此地设立港口，并以铁路连接至济南之后，这座小小的渔港几乎在四五年时间内就扩充成了一座4、5万人的大城。
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沿海的青岛，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又是距离上海等南方港口最近的北方大港。因此在港口创建之初，这里便成为了极为热闹的贸易港。到了崇祯十一年，此地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原来面对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的军民两用港-蓬莱港，仅次于天津港。
山东半岛作为一个突入海中的大块陆地，沿海的海岸线极为曲折，因此隐藏着不少优良的港湾可以作为船只出海的私港。在开放海禁之前，山东半岛的豪绅和私盐贩子都拥有不少小港口，作为向辽东和朝鲜半岛走私之用。
虽然有登莱水师控制着通往辽东半岛的海道，使得山东的海上走私船只没有东南沿海这么肆无忌惮，但是在北方沿海也算是一个走私大省了，其走私货物最为大宗的就是盐和棉布两类。
不过到了崇祯十一年末，这些山东的走私港口基本都算是终结了。这当然不是豪绅和私盐贩子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山东官军突然卖力了起来，而是走私活动被市场经济所击败了。
一方面，历经十年的改革扩建，长芦盐场已经一举跃居为大明最大的一处盐场。通过采纳了各种新式工艺和风力机器，长芦盐场在崇祯十一年的产量已经超过了两淮盐场的一倍，几乎占据了全国盐产量的一半。
这些低廉的食盐不仅为北方的渔业生产和牧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腌用食盐，更是击溃了山东半岛存在已久的私盐。山东私盐贩子熬制的土盐虽然廉价，但是质量显然是无法和长芦盐场采用工业化流程生产出来的食盐相比的。
山东私盐之所以能够历久而不衰，完全是依赖于官盐质差价高不为百姓所接受，方才拥有的市场。现在既然官盐的价格已经降到了百姓能够接受，质量又远远超过土盐，私盐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而随着朝廷开放海禁和鼓励渔业生产，许多私盐贩子们发现，他们熬制土硝或是改行去捕鲸，所得利润比贩卖私盐要高的多，山东原本发达的私盐经济也就迅速的萎缩了下来。
至于那些私港的主人也很快发现，在今时今日的大明，不是拥有一个不被官府发现的港口就能干走私生意的。依托于天津制造业的天津港，和依托于一条通往内陆铁路的青岛港，这些朝廷规划的官方港口，正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高效吸纳着北方的各种资源，将运输的成本分摊到了最低。
从这两个港口交完关税出口的货物，价格居然比从这些私港出去的货物成本更低廉，那么谁还愿意从交通不便且没有保障的私港出货呢。
从前这些私港的主人拥有着整个山东半岛的物资作为出口的依靠，但是现在在他们背后的却是一个已经被铁路分隔的山东半岛，山东的物资首先会考虑走铁路和官港，接着才是去私港碰碰运气。
运输物资的不足，反过来又推高了私港的运营成本，私港的费用上升又继续劝退了货主。于是除了几个交通设施便利的私港，那些交通不够便利的私港便渐渐歇业了。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私港的主人对于朝廷这种规划铁路及港口的建设极为不满，认为是从小民口中掠食，他们不断煽动本地百姓反对铁路的修建。但是因铁路而受益的士绅百姓却坚定的站在了朝廷这一边，保护了进行铁路建设的工人和工程师们。
而到了崇祯十二年春天，这些维护铁路建设的山东士绅和百姓获得了他们最大的回报。青岛虽然是一个地理条件极为优良的港口，又濒临黄海，但是这一地区还是属于水资源贫乏的干旱区域。
在港口和铁路没有修建之前，青岛的农业生产是比较落后的，毕竟此地常常发生春夏连旱或是夏秋连旱的年景，只能依赖于渔业捕捞作为当地百姓的一项主要副业。不过随着青岛通往济南的铁路建成，青岛港便迅速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
从内陆运来的棉花、钢铁、煤炭，从海外运来的渔获，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和各种日用品，都将青岛港码头填充的满满当当的。每一日都可以看到码头上的搬运工人和车辆排成了人流，装卸着大量的货物。
此前山东巡抚衙门的一位官员前来青岛巡视，看过了青岛港的热闹景象后就评价道：“青岛港口的船只和青岛车站内的列车车厢，正是青岛人的性命。”
不过崇祯十二年的年初，对于青岛人来说却有些不大妙，从正月到三月本地一直干旱无雨，今年的春播自然也就没什么指望了。对于青岛人来说，这样的春旱并不少见，不过往年山东其他地区并不会都是如此，他们还可以指望从内地购买一些粮食回来度过灾荒。
因为有了铁路和港口，现在青岛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下，其他人都围绕着青岛这座新兴的贸易港口城市工作，可以说青岛人手中并不缺乏购买粮食的金钱。
但是这一年受灾的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岛，山东各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据说受灾最为严重的还是河南地区。因此进入三月之后，北方各地的粮食价格都在飞速上涨，而青岛三月的粮食价格更是高出了山东平均粮价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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